环视寰瀛，规制自动合成内容，已是世界趋势。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相关部门研究起草《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其中第二十四条明确：“网络运营者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自动合成新闻、博文、帖子、评论等信息，应以明显方式标明‘合成’字样；不得以谋取利益或损害他人利益为目的自动合成信息”。同期，新加坡国会通过《防止网络虚假信息和网络操纵法案》，针对“传播谎言、扭曲话语、违背公共利益”的“虚假账户和自动程序”作出规定；美国等地亦有议员提案，要求加强对自动合成内容的监管。

这一监管趋势的“背景音”，是自动合成领域的技术“井喷”：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正以举世瞩目的速度，将“科幻想象”带入现实生活。人工智能既可“量产”足以投入商业实践的新闻，又可摹拟常人难以分辨的论文；不止于文字，具备足够数量样本后，相应技术还可根据使用者指定的内容及模仿对象，生成“以假乱真”的音频，毫不“违和”的图像，以及连贯流畅的带对白视频。譬如，借助上述技术，美国企业及研究机构曾不止一次合成真假难辨的奥巴马演讲视频：其中，他或朗读他国总统演讲文本，或以激烈语言斥责现任总统。

与上述“背景音”相激荡的是下列两点观察：首先，类似技术将在个体、产业乃至国家等多个层面带来相当风险；其次，监管之外手段，暂不足以应对前述风险。自个体层面说起，一般而言，阅读“新闻、博文、帖子、评论”时，个体期待获取新信息、“看见更大的世界”；反之，考量“事实与观点常密切交织、不可分离”这一前提，媒体内容自然也有引导价值观的作用。既然，个体很难分辨自动生成内容与人工作品，前者又已在媒体等多个行业逐步投入实践，于是，要求自动生成内容符合前述两方面期待，即为分内之事。

然而，自动合成技术可能将辜负以上期待。例如，针对“获取新信息”这一点，早在人工智能技术用于自动推荐之时，即有学者担忧“作茧自缚”问题：根据已有偏好作推荐，将不停强化个体已有的观念，而非引领个体“看更大的世界”。实际上，确有研究显示：纯由机器推荐新闻的环境下，个体会更少去读那些与自己观点不同的新闻。循此，多国研究者发出类似担忧：如此“自我强化”，将加剧不同社会群体间的“隔阂”甚至“撕裂”，而非促进理解与和谐。于兹，相比自动推荐内容更进一步的自动合成，则蕴含了更大的风险。

价值引导部分存在类似的风险。赞扬新闻写作，常见的表达之一是“有温度”；所谓“温度”，多代指作者熔铸其中的情怀与价值追寻。比较之下，自动信息显得颇为“冰冷”：将“人”的角色从写作中抽离，似乎也意味着排除了来自人的情感与价值导向。然而这一点并不确实：即使是“自动生成”，产出仍依赖于相应算法的训练样本与输入；训练样本中包含的取向，也将因此带入自动生成的内容；由于算法产出未必能准确预测，如此带入的价值未必是能起正面引导作用的社会价值。弱化人的干预将加剧这一忧虑。

面对以上问题，监管有其迫切必要。前述两方面风险，与媒体市场的激烈竞争间存在密切联系：其一，数字产业竞争激烈而节奏奇快，企业常有“一步慢而步步慢”之忧；其二，针对“新闻、博文、帖子、评论”等内容，竞争又尤其集中于点击率、停留时长等较多反映个体收益或短期利益的指标。由此，类似“作茧自缚”、“价值导向”等需要产业协力、且着眼于长期的利益，不易自发落入市场参与者的视野焦点，遑论落实至实践。针对此类问题，将“合成”内容区分开，并以此引导相应行为，是清晰且可行的出路。

自动生成内容也将在产业层面带来亟需监管的风险。不妨以如下现象为引：初创互联网企业需要用户，然而，对尚缺知名度的企业来说获客尤难。于是借助包括合成在内的手段，新企业得以“创造”大量的“帖子、评论”等内容，提升经营指标上的表现，并由此度过艰难的启动期。然而，由于机器还无法自行走街串巷、品评商品，合成此类文字常需“借鉴”其他企业的已有内容。这既会为用户带来困扰，又可能侵扰其他企业的权益。此外，类似行为也会加剧各项指标与真实用户数目间的偏离，进而增加各方获取信息的成本。

权衡以上效应，前者所对应的部分企业利益，很难压过后者所对应的用户与行业利益。此外，类似于“踮脚效应”：对体育馆内部分观众的踮脚行为不加监管，结果势必是所有观众都踮起脚；最终，所有人都得忍受不舒服的站姿，但没有人的视野因此改善。自动合成，其理亦然：率先采取自动合成的企业，将因内容扩充与指标改善获得优势；然而，伴随合成的推广，此类优势将慢慢耗散。此时，对个体的困扰，对实有原创内容企业的侵扰，及经营指标的失真，各负面因素将愈发突出。限制因谋利而合成，便可起到限制“踮脚”的作用。

与自动合成内容相伴的还有国家安全层面的风险。以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机构的的“计算宣传”课题为代表，近年来一系列成果发现：自动程序已大踏步迈上世界舞台，成为各国政治生态的一部分。以下描述绝非“杞人忧天”：一方以不知疲倦的生成算法与发帖机器人为“劳力”，利用自动合成的文章、图像或音视频散播各式观点、颂扬或打击特定对象，并由此影响另一方的政治进程。之前提到的奥巴马实例已足以为此敲响警钟。“计算宣传”课题业已发现：无论是中国在海外的形象，还是美国大选，均已受到类似自动手段的影响。

监管以外的手段，对此类风险无能为力。开发利用上述手段者，不会为市场参与者所顾虑的“成本-收益”考量拘束，也无法以行业自律等手段规制。如此，技术以外，监管介入，已是势在必行。实例中，回顾新加坡《防止网络虚假信息和网络操纵法案》，其中特别强化了对两类信息的监管：一为“政治目的趋向”，包含“促进政党或其他群体利益”、“影响选举”、“影响公共舆论”及“影响立法”等事项；一为“危害公共利益”，此处则包含“危害安全”、“损害公共健康”、“影响对外关系”、“煽动群体矛盾”、“削弱公信”等事项。此处经验，亦可与“不得以……损害他人利益为目的自动合成信息”处表述比较。

总之，自动合成的潜力固然无穷，但其所带来的风险也不可小觑，也难以借助市场、自律等手段解决。同时缺乏相应的问责机制，进一步强化了介入的必要；国际范围内，监管态势已成为潮流，也可与前述关切彼此呼应。放在这一背景下看，《数据安全管理办法》中对各方利益的权衡，及其中对各类风险的回应，足以为未来围绕自动合成技术的监管框架而奠基。一言以蔽之，技术不该，也不会肆意“驰骋”；自动合成，当在合体的“鞍鞯”与“辔头”下“飞驰”。

（来源：中国网信网 对外经贸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中心研究员 朱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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