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2020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6月，我国网络音频用户规模达到2.75亿，网民使用率达到29.3%，网络音频市场规模已达272亿元。”移动语音社交成为5G应用和物联网发展过程中的大趋势，然而，移动语音社交在发展的同时也随之出现了诸多的乱象，严重破坏网络生态，安全风险成为移动语音社交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探讨移动语音社交的安全风险及导致安全风险出现的困境，进而提出移动语音社交安全风险的融合治理策略，促进移动语音社交行业的健康发展和维护网络空间良好生态。
1 “耳朵经济”下移动语音社交的兴起
移动语音社交是指以语音为主要交流手段，通过移动互联网传输、分享语音信息的移动社交应用，语音社交应用可以划分为集成和独立应用两种形态。所谓集成语音应用，就是将语音功能作为一种主要的交流方式，另外还加以文字、视频等辅助应用形成完整的交流功能体系，从而为用户提供社交服务。独立语音应用则是把语音作为唯一交流方式，没有其他的交流方式作为辅助。目前，做出彻底的“减法”，仅仅支持语音交流的应用非常少见，影响力也不大；同时，互联网产品的泛社交性导致除专业语音社交的应用程序外，游戏、视频、音乐等其他类别应用程序中开设的语音社交功能的具体实践也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将语音作为社交方式有其特别的优势。首先，声音本身包含丰富的情感信息，是社交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其次，声音和文字、视频社交方式比较起来拥有一定的优势，不仅所付出的成本和使用的门槛最低，而且较之文字，它更加生动有趣，能通过语气和停顿等传达更多信息，较之视频它又没有外貌的压力和所耗费流量的约束。与此同时，语音社交尤其是“连麦”这种实时互动的语音社交所提供的连续陪伴性，既能更好地满足互联网上孤独的网民们的社交需求，解放双手和眼睛扩展了更多的陪伴场景。
自2011年第一款移动语音社交应用TalkBox出现后，移动语音社交发生了诸多变化。在我国语音社交应用市场中，微信、QQ虽然仍是最主要的内置语音的综合性社交产品，但由于其社交基本面向强关系，而更多展现出工具属性；同时，传统的语音通讯平台和在线聊天室在移动客户端阵地逐渐式微。近年来，语音社交迎来新发展，主要阵地转向移动端，目标人群主要瞄准“Z世代”。除受众定位精准化之外，语音社交还展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关注弱关系也即陌生人社交的倾向；二是结合视频、游戏等呈现出了场景化的特点；三是搭上直播潮流，以陪聊为主题的纯语音直播流行一时。
《2019年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明确指出声音社交正在兴起，语音社交成为了耳朵经济的新风口，而突发的新冠疫情则给网络语音社交带来了机遇，国外语音社交应用Clubhouse在此背景下推出，同时引发腾讯、映客、小米等国内互联网企业竞相模仿。
除主打语音社交的独立社交类应用，其他主要业务非语音社交、但开设了相关功能的应用也不可忽视。在疫情影响下，从线下转移到线上成为了众人新的生活工作方式，网络成为其通讯的基本设施，许多网民重新拾起该功能，语音社交迎来了发展机遇。
2 移动语音社交中的安全风险
移动语音社交的兴起为互联网社交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给人们在网络空间的社交生活提供了更多可能，然而，语音社交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安全风险。
2.1 低俗化的行业生态
目前，语音社交应用仍然充斥着低俗的淫秽色情内容，并且由于声音的隐匿性，它们多以隐秘的“软色情”、“擦边球”的形式藏匿在应用中的各个角落。在流量经济的背景下，造就了移动语音社交低俗化的行业生态，给内容监管及治理带来极大挑战。
2.2 网络黑灰色产业聚集
语音社交类应用也在成为网络黑灰色产业的聚集地，语音色情服务在很多语音社交软件上已形成产业链。此外，语音社交类应用上的诱导性违规广告也层出不穷，一些营销号批量发布广告信息，其合法合规性存在较大疑问。部分不法分子还利用语音社交的隐蔽性，试图在平台上违法兜售违禁物，对网络治理乃至现实社会的治安工作带来极大挑战。
2.3 传播错误价值观
网络空间容易形成趣缘凝聚，同样也容易造成偏离价值观的聚集与发散，若不及时进行引导，易走向偏差与极化。声音本身存在强大的感染力和号召力，在语音社交平台上出现的不当价值观尤其值得警惕。
2.4 对未成年人的不良导向
移动语音社交软件的市场定位瞄准年轻的“Z世代”，其中也包括对新事物充满好奇心的未成年人。在App Store中进行调查，对于下载年龄大部分的语音社交软件限制在17岁以上，但是也有少量的语音社交软件没有年龄限制，标注的年龄限制形同虚设，无法保证用户信息的真实性。近乎不存在的准入限制，也就代表着未成年人只要下载一个软件就可能接触到以上提到的这些不良现象，更容易影响到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3 移动语音社交安全风险治理困境
伴随着移动语音社交形式复杂化，以及受众规模扩大的趋势，对其监管及治理很有必要。然而，尽管部分语音平台因互联网的专项整治行动得到了一定的整改，安全风险隐患仍然存在，移动语音社交治理面临着一定的困境。
3.1 识别审核存在技术困难
首先，目前语音社交类的应用程序众多，需要审核的体量大，人工审核的成本高，机器审核难以实现全面覆盖。此外，相比文字、视频等内容，音频类内容更难界定并排查其违法违规行为。在语音社交平台中肆虐的软色情更是要结合语境来进行判断，其认定标准也因人而异。同时，相对滞后的语音识别技术也成为了审核工作难以推进的瓶颈，这些都对审核识别判定造成了困难。
3.2 缺乏统一的行业内容标准
作为网络社交新形式的语音社交，目前内容规范缺乏统一的标准，各平台的审核方法、处罚方式不一。大部分语音社交平台都认定涉黄、涉黑、涉政等属于违规行为，但是在具体规定和处罚上面差异较大。第一，不同应用平台对违规行为的分类存在差异；第二，对于同样的违规行为，不同平台的处罚方式不一；第三，对于利用语音社交软件进行私密聊天和一对一聊天出现的软色情内容，如何认定以及是否可以按照公开的标准来进行认定，这些在不同的平台存在着差异。
3.3 发布及运营技术门槛较低
“视频直播平台的创办需要到文化部门申请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但发布一个语音社交应用的程序则简单得多。”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聊天类直播不属于网络表演范畴，不需要申请办理经营许可证。不仅上架门槛低，语音社交类移动应用程序的运营成本也相对较低，有利可图的情况下人们争相涌进语音社交市场，各种语音社交类应用鱼龙混杂、层出不穷，自然也增加了语音社交的安全风险。
3.4 相关法律建设尚不完备
《网络安全法》《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等法规都明确规定了禁止淫秽色情等不良信息的传播，然而，尚未有专门的法律法规去认定声音传播中的色情内容，尤其是声音“软色情”的范畴界定。在语音社交聊天中的违规内容，一对一的私密聊天中，如何处理肃清风气和用户通信自由的关系也是一大难题。此外，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平台监管责任的权责界定也不够明晰。除认定上的困难外，相关违规行为的处罚较轻，惩戒效果不够。目前来看，语音社交乱象构成犯罪的情况较少见，多是较为模糊的“软色情”的表现形态，因而，处理结果也就是采用约谈、下架、关停几种。这种情况下基本只有平台方有所损失，用户和主播们只要转移阵地，得不到任何惩戒，并不会从根本上达到肃清风气的效果。
3.5 平台缺乏责任意识
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对平台监管责任的规定不够严厉，而在利益驱动的市场逻辑下，有些平台为了追求流量，就选择了任凭不良信息的传播，甚至有的还会直接将其作为产品的卖点，最大程度地放纵和展示低俗内容。尽管各个语音社交平台基本都设有用户行为规范，规定哪些是违规行为并对应相关的处罚措施，但实际上真正有违规行为发生时，只要情节不严重，平台也多是忽视。即使进行举报，某些平台方也并未及时进行处理。在不够严厉的监管环境下，语音社交应用平台尤其是规模较小的平台，在巨大变现诱惑面前，文化引领和生态维护的责任很可能被消解。
4 移动语音社交安全风险的融合治理策略
在应对语音社交安全风险时需采用融合治理策略，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体系以及治理技术几个方面进行融合，使治理工作全面、及时、高效，达到治理效果最大化。
4.1 治理主体的融合
网络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移动语音社交治理不能仅依靠单一主体完成，而是要融合不同的治理主体，在社会层面来说，移动语音社交网络治理的主体由政府、平台以及用户组成。治理主体之间要进行融合，要先从制度层面明确界定各个治理主体的权责关系。尤其是政府和平台之间常有界限模糊的情况，要从规章制度角度规定语音社交平台的权力范围以及管理责任。在如何分配治理权力的问题上，若要达到治理效率最大化，则要尤其注重对平台自治范围的确保。政府管理部门需要顺应互联网自组织的特点，将部分权力尤其是针对具体现象的自主应对权让渡给企业，而政府部门保留监管权、审查权和处置违法行为权等基本行政权力，更多地关注宏观的关键性问题，以简政放权的方式激发网络社会治理的内生动力机制。
明确各个主体的权责关系后，要不断推进治理主体之间及时进行信息沟通，形成良性互动。政府首要是要起到宏观层面的方针政策的领导作用，对语音社交平台以及用户进行发展大方向的规划和总体的价值引导，督促语音社交平台及网民遵守相关规定，引导平台履行管理职责。对于语音社交行业中已有的灰色产业链，以及在平台上出现的网络黑色产业经营者，还要采取国家执法机关的强制手段和行政资源及时出手追查和取缔，切断语音社交安全风险背后的利益链条，依法惩处移动语音社交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国家、平台及公众的共同利益。
语音社交平台则要积极承担起治理主体责任。在内容生产和平台运营管理过程中，应坚持正确导向，同时，对未成年人保护的问题应该特别注意。日常运营中，不断激励用户参与到语音社交生态建设工作中去，鼓励用户讨论正能量话题，及时回应用户的监督举报。
网民作为语音社交的参与者，首先应规范自身使用行为，遵守用户行为规范准则，理性交往，不发布不传播不良信息，同时，还应培养主体意识，若遇到不良信息要及时主动向平台方举报，以弥补政府和平台在技术不成熟背景下的监管工作中难以避免的滞后性。以此，通过网民、平台和政府的积极互动来推动语音社交治理工作的接力循环，最终形成“政府指导、平台自治、公众参与”的融合治理模式。
4.2 治理方式的融合
在具体的治理方式上，也要采用融合思维，灵活搭配不同的治理方式，以防范和应对语音社交中的安全风险，营造语音社交积极健康的内容生态，进而引导语音社交行业走向可持续发展。
社会性规制和经济性规制相融合。社会性规制是指对语音社交产品和服务的内容、质量等进行规制，以此引导文化发展方向，而经济性规制则是对语音社交产业的市场准入、退出机制等进行规制，以此规范市场环境。语音社交治理中，要在整治语音社交内容生态，引导高质量内容生产的同时，关注到语音社交类移动程序的市场环境现状，提高语音社交的准入门槛。语音社交行业发展至今已具有一定市场规模，在社会性规制的同时，有关部门也应加快经济性规制，提高语音社交应用市场准入门槛；同时，引导各大应用市场下架未报备《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的应用，整治语音社交应用小乱散的现状。
制度化治理和运动式治理相融合。一方面，要在制度层面加快形成政府指导、平台自治、公众参与的多主体协作的语音社交治理结构，同时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在语音社交行业形成完善的制度网络，以推动语音社交的常态化治理。另一方面，也要配合运动式治理，不定时开展净网行动、专项整治、行政约谈等。
硬性规范和软性引导相融合。在严查、严打语音社交乱象，以硬性手段规范语音社交的同时，还应注意到语音社交乱象的背后。要防止语音社交在内的应用仅仅变成人们纾解孤独情绪、抒发即时快感的工具，有关部门应牵头推进建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导的网络文明体系，营造良好的网络生态，推出实效措施，倡导用户健康的网上行为，鼓励积极、正能量的内容生产，让语音社交真正变成人们理性交往、真诚沟通的利器，进而把互联网建设成为人民群众的精神家园。
4.3 治理技术的融合
技术的融合在语音社交治理过程中，能够对治理中的各个环节都起到优化提升作用，提高语音社交治理效率。在语音社交治理的技术利用上，要推进人工智能和语音识别技术的结合，人工智能企业参与到语音社交治理，建立违规语音识别模型库。对于一些短暂地夹杂在正常语音之中，人工智能难以判断的违规内容，还可以自动做好标注，后续再结合人工进行复审，减少错审漏审现象。
与此同时，由于声音具有即逝性，违规内容的形态也在不断变异。一方面，语音实时识别技术也要不断进步，提升内容处理速度，以AI实时审核代替抽查式的人工巡逻审核。另一方面，也要不断对变异中的不良信息进行学习，掌握好识别和应对规律。在审核技术发展的同时，还可以推动语音监控数据档案的建立，做到违规行为可查证、可溯源。
4.4 治理体系的融合
法律体系的构建是融合治理机制的保障，它嵌入在语音社交治理网络之中，能够在法律层面上起到约束利益主体、协调利益和价值之间的冲突关系的作用。构建语音社交治理的法律体系，首先要推进语音社交相关立法工作，使得语音社交相关的法律法规全面化体系化。与此同时，还要融合“硬法”和“软法”，与时俱进地完善对语音社交平台的监管责任的法律规定，将平台管理、举报处理、内容引导等构建良好生态的行为责任写进规章中去。
其次，还要建立与语音社交治理执法相配套的制度体系。语音社交类移动应用程序目前仍然存在仅靠第三方平台登陆即可进入并使用该应用的情况，甚至无需经过手机号的注册过程，这使得用户的真实身份信息难以获取，或也导致了用户在匿名身份下肆意传播不良信息而不顾后果的现象。因此，实名制仍然是语音社交平台需要大力贯彻的原则，实名制的普及推广，也方便后续平台及相关部门对不良账号的锁定和追责。
5 结束语
移动语音社交作为网络社交新行业，其安全风险背后也体现了互联网治理面临的新问题。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日益深远且渗透力不断增强，对互联网治理成为了国家治理的重要部分。移动语音社交治理的探析或可为互联网治理模式的发展提供一定启示。语音社交在移动互联网和语音即时通讯技术的背景下兴起，技术带来了新行业，带来了经济增长动力，当技术合理运用于互联网时，是得力的助手和令人信任的保障。然而，当技术被不法分子利用时，其带来的安全风险也绝不输于其价值。在5G、人工智能、社交机器人等新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当它们与语音社交结合时，或会带来更大的安全风险和更深层的伦理危机。如何在问题发生前“修好刹车上路”，或是今后移动语音社交包括整个互联网治理要思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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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湖南省社科联课题《多元主体协同的中国互联网内容分类治理机制研究》（编号：XSP19YBZ169）阶段成果。
原文刊载于《互联网天地》2022年1期，作者：陶贤都、赖晨璐，单位：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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