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强度的工作节奏、随时需参与处置重大网络对抗情势、难以从工作成果中获得成就感、因保密要求无法与他人分享其内心真实感受等因素，正在令从事网络对抗职业的精英黑客们成为美国情报界中罹患职业心理障碍风险最高的人群。曾在美国安局（NSA）工作38年的理查德.夏弗指出，除了孤独感、工作生活失衡和长期处于极端压力之外，为了完成任务而将自身置于对手的位置上考虑问题并由此带来的罪恶感愧疚感是造成美国安局网络攻防人员出现职业心理障碍的重要原因。
相对于普通美国人，需要遵守严格安全保密规定的美国情报界雇员们往往会因担忧这样会暴露自己已无法满足安全密级资质要求、丢掉收入丰厚的涉密工作而拒绝寻求外部心理援助。对此，负责美国政府安全密级资质审查的美国防反情报与安全局（DCSA）发起了一项旨在澄清“接受心理治疗会导致无法通过其安全审查”传言的专项宣传活动，指出：该局在2012至2020年期间共进行了539万人次的安全审查活动，其中有9.7万（约占1.8%）申请人自行报告心理问题，但仅有62人（约占0.0012%）单纯因为心理问题而无法通过其审查；若涉密岗位人员刻意逃避心理治疗，反而会影响工作状态并显著地提高自杀和违反安全保密要求的风险。国防反情报与安全局临床心理学家迈克尔.普利斯特也认为，美国政府安全密级资质申请表单SF86的第21节要求申请人如实填报与其心理健康有关的近五页内容，这会让许多申请人觉得“美国政府拒绝让有心理问题的人从事涉密岗位”，反而影响了相关填报内容的可靠性。
夏弗指出，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MBTI）是美国安局测量其雇员人格类型的常用工具，他认为该局有80%的雇员属于ISTJ个性类型——内向、务实而寡言，这也令本已相当沉默的美国情报界精英黑客们越发内向。报告《战术网络作战行动中认知压力的危险性》（The Danger of Cognitive Stress on Tactical Cyber Operations）的作者詹姆斯.佩恩则认为，美国情报界应增加与网络对抗岗位心理健康相关的研究投入和干预，避免相关岗位人员的潜在心理障碍恶化为自杀倾向。
从事网络安全教育的娜塔莉.贝尔认为，有志于在美国情报界从事网络对抗相关工作的人士首先需要坚定自己信心，她在工作中见过不同背景的学生——高校学生、退伍军人、希望换一份工作的人等，而个人背景往往会影响其在网络安全领域的职业道路，例如退伍军人可能会带着创伤后综合征（PTSD）进入网络对抗相关岗位，这将给其未来的职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曾在美国联邦调查局从事信息技术专员工作的史蒂芬.博伊斯指出，联邦调查局内部很少讨论雇员的心理健康问题，“像是个禁忌话题”。对此，夏弗以他在美国安局担任领导时的经历作为例子指出，他会邀请来自不同部门或任务组的新雇员参加由他主持的季度座谈会，讨论工作环境中存在的挑战和压力，这些活动虽然不是聚焦心理健康主题，但也成为美国安局领导层展示其愿意倾听底层雇员心声的一个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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