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在过去十年，硅谷不再仅仅是全球科技创新的代名词，它正悄然成为美国军事工业复合体的新心脏。从人工智能到云计算，从无人机到增强现实头盔，科技巨头与五角大楼的合作正在重塑现代战争的形态。谷歌、微软、亚马逊等科技巨头纷纷“参军”，风投资本更是以千亿级的规模涌入国防科技领域，推动着军事技术的飞速发展。
然而，随着美国国防部与硅谷的合作日益紧密，一系列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资金从公共流向私人，科技公司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数据隐私和人工智能监管滞后，未经充分测试的高科技武器可能带来军事风险等。这不仅引发了经济和政治层面的担忧，更让人质疑：这场科技与军事的联姻，是否正在悄然改变全球安全的格局？
在《大科技和硅谷如何改变军工复合体》一文中，哥伦比亚圣何塞州立大学文化人类学教授罗伯托・冈萨雷斯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美国国防部与科技公司的合作
1. 合作发展历程
美国国防部和科技公司的合作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1956 年半导体于硅谷发明之后，国防部的资金便开始在硅谷的科技产业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通过在微波电子、导弹卫星生产以及半导体研究等领域授予军事合同，为当地科技公司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推动硅谷从原本的村镇果园区域迅速转变为一个庞大的大都市。
冷战期间，区域内的公司积极生产军民两用技术，互联网也是从由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与西海岸多所大学研究人员合作协调的 ARPANET 项目逐步发展而来，谷歌创始人在学生时代就获得了国防部相关机构的资助，这些都表明双方在早期的技术研发方面就已经存在着紧密的合作关系。
进入 2015 年之后，双方的合作进一步持续加强，国防部积极主动地搭建合作桥梁，先是成立了 DIUx（后改名为 DIU），专门为那些具有军事应用潜力的初创公司提供资金，以此推动军事技术的创新发展，DIU 总部位于硅谷，能够有效吸引当地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
同年，国防部还创建了 MD5（后更名为国家安全创新网络）以加速相关技术的开发进程，近期又设立了战略资本办公室，旨在将初创企业与私人资本进行有效连接。此外，美国各军种也纷纷建立各类组织，全力优化创新生态，从而促进与科技公司之间的合作。
在这一时期，科技公司也积极响应，大型科技公司纷纷承接国防部的大额合同，例如微软在 2018 - 2022 年期间获得了约 135 亿美元的合同，其业务涵盖为陆军提供软件服务以及生产战术增强现实头盔等，并且在 2022 年还与其他公司联合获得了价值 90 亿美元的云计算合同。
同时，初创公司也获得了更多的支持与机会，DIU 自 2016 - 2022 年向 320 多家公司提供了总额达 12 亿美元的合同，众多初创公司从中受益，像 Palantir 在获得 In - Q - Tel 的投资后不断发展壮大，在 2020 年上市前就斩获了 8 亿美元的陆军合同，如今其市值已达到约 360 亿美元，并且与多个国家的军队和机构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
2. 合作形式与合作项目
在合作形式上，除了直接签订合同，还存在复杂的转包关系，使得分析合作规模和程度存在一定难度。科技公司为获取更多利益，尽管面临员工抗议，仍积极响应国防部需求，如谷歌和亚马逊在员工反对下仍推进与以色列政府的 Project Nimbus 合同。
此外，国防部与科技公司的合作涉及多种项目，包括云计算服务、人工智能应用、武器系统研发等，以提升美军作战能力、数据处理和存储能力等。这种合作改变了军事技术的发展方向，使科技公司在军事领域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同时也引发了对军事技术发展方向、数据隐私和伦理等问题的思考与担忧。
表1 2019-2022年美国军事和情报机构授予的五项最大公开披露技术合同
风险投资的角色与影响
风险投资在军事工业复合体的转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对其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近年来，风险投资对国防科技公司的资金投入大幅增长。从 2021 - 2023 年，风投公司向国防科技公司注入了近 1000 亿美元资金，这一增长反映了其对该领域潜力的重视。例如，Andreessen Horowitz 和 Sequoia Capital 等知名风投公司积极布局，Andreessen Horowitz 成为 Anduril Industries 的最大金融支持者，并广泛投资于 Epirus、Hadrian 等国防科技公司，推动了这些公司的技术研发与业务拓展。
风险投资公司的投资决策受多种因素影响。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如全球冲突和大国竞争，使部分投资者认为国防科技领域有潜力，促使他们支持相关初创公司，以维持美国军事和技术优势。同时，经济利益是核心驱动力，尽管国防科技初创公司风险高，但成功后的回报巨大。
风险投资的涌入改变了国防科技公司的发展格局。它加速了技术创新，使更多新兴技术得以应用于军事领域，如氢动力无人机、人工智能武器系统等。然而也带来了一些问题。风投追求快速回报，可能导致公司在产品未充分测试时就推向市场，影响军事装备的可靠性。同时，风投公司的影响力增加，可能影响政策制定，进一步加剧美国在数据隐私和人工智能监管方面的滞后局面，引发对军事技术安全和伦理的担忧。
图1 美国国防科技领域的风险投资交易活动
相关的意识形态与影响
在美国国防部与硅谷科技公司合作的进程中，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逐渐形成，并产生了广泛影响。这种意识形态由多个要素构成，其中人工智能炒作尤为突出，科技公司和相关人士夸大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效能，制造舆论氛围。同时，过度高估中国的军事和技术能力，强调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声称只有美国有能力和责任保护民主社会，并且坚信自由市场应优先满足企业需求。
埃里克・施密特等科技高管是这种意识形态的重要推动者。施密特作为谷歌前 CEO，担任国防创新委员会（DIB）和国家安全人工智能委员会（NSCAI）主席期间，频繁发布观点，警告美国在人工智能竞赛中落后于中国，呼吁政府和企业加大投入，其言论影响广泛。此外，他还投资国防科技初创公司，如 Rebellion Defense，利益关联引发对其影响政策公正性的质疑。
众多国防部官员也参与其中，形成 “旋转门” 现象。如罗伯特・沃克离开国防部后成为国防科技初创公司顾问，后加入雷神公司董事会；帕特里克・沙纳汉进入莱多斯公司董事会等。他们在不同角色间转换，推动了相关政策和投资决策，使军工复合体与科技行业联系更为紧密。
这种意识形态推动了美国军事技术发展方向，增加了军事投入，但也可能导致资源错配，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同时在数据隐私和人工智能监管等方面带来诸多挑战，引发了国内外对美国军事政策和技术发展的广泛关注与讨论。
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美国国防部与硅谷科技公司的合作在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诸多严峻问题与挑战。
经济方面：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公司大量涌入国防科技领域，虽推动了技术创新，但也带来经济风险。它们为追求高回报，急于将产品推向市场，可能导致产品研发周期缩短，测试不充分。例如，VC 资助的公司在未确保产品可靠性时就投入生产，一旦出现问题，不仅浪费纳税人资金，还可能影响军事效能，使公共资金流向私人的过程中存在效率和公平性问题。
政治方面：大型科技公司凭借与国防部的合作，影响力不断增强。它们的游说支出庞大，如微软、亚马逊等在 2022 年的游说花费可观，这可能干扰政策制定，使政策倾向于企业利益。美国在数据隐私和人工智能监管方面已落后于欧盟等地区，这种滞后可能导致数据滥用、隐私泄露等问题，影响公众信任，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
军事方面：过度追求快速发展和应用新技术，可能导致美军装备不可靠。如未经充分测试的人工智能武器和监控系统，在实战中可能出现故障，危及士兵和平民安全。同时，这种发展模式可能使美军忽视传统战争手段的应对能力，在面对非对称战争时陷入被动，无法有效应对如 “叛乱分子” 采用的低技术但有效的战术，最终影响国家军事安全战略的实施和国家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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