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你是否试过主动断网？当手机静音、社交软件不再闪烁红点、网页刷新不出新消息时，你的情绪会经历怎样的波动？一项发表于《Advances in Psychology》的心理学研究聚焦于这个看似简单的 “数字戒断” 实验，却意外揭开了一个隐藏的秘密——那些更相信阴谋论的人，在断网后往往会陷入更深的孤独与负面情绪。
论文来源：Advances in Psychology
论文题目：Trying to unplug for 24 hours: Conspiracy mentality predicts social isolation and negative emotions when refraining from internet use
论文地址：
https://advances.in/psychology/10.56296/aip00003/
Jolanda Jetten, Chongting Zhao,
Belén Álvarez, Sebastian Kaempf,
Frank Mols | 作者
靳子璇 | 编译
嵘麒、Nicole、青鹤 | 审校
在互联网深度渗透生活的当下，全球超44 亿人使用社交媒体，网络早已从使用工具演变为许多人感知世界、维系社交的 “第二现实”。此前研究显示，断网会让部分人感到焦虑、孤独，但也有人从中体验到放松与解脱，这种矛盾背后是网络对社交支持的复杂塑造——它既提供了即时连接的便利，也可能让某些群体陷入对虚拟社群的依赖，阴谋论信念者即为其中的典型群体。这类人群往往因现实中的观点差异而感到与主流社会割裂，转而在数字世界中寻找认同，通过与同类群体的互动强化信念，形成“越孤立越依赖网络”的心理闭环。当断网迫使他们暂时脱离这个虚拟避风港时，现实与虚拟的双重割裂可能被放大，进而引发更强烈的负面情绪。
基于这样的观察，研究者开展了横跨中国与澳大利亚的断网对比实验，研究试图解答：断网是否通过影响社交体验加剧负面情绪？阴谋论信念是否会放大这种效应？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群反应又存在哪些共性与差异？
1 实验一
为了探究在断网情况下，个体社会孤立感和社交支持感的变化如何影响他们的情绪和生活满意度，研究者设计了数字断连实验。实验要求参与者在24小时内与互联网、在线新闻、社交媒体、视频和在线游戏等数字媒体断连，这期间，他们仅可以使用传统媒体（如书籍、报纸、广播和电视等）获取外界信息。实验完成后，参与者需要填写相关问卷，以评估其阴谋论信念、社会孤立感、社交支持感、情绪状态和生活满意度的变化，从而探究断网带来的影响。
2021年，该研究通过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信和QQ招募了103名来自中国的参与者，综合评估后，研究者将实验样本确定为98人，参与者的年龄范围从18岁到60岁不等，且男女比例较为均衡。最终，16%的人报告完成了24 小时的断网挑战。
实验结果表明，断网后，阴谋论信念较强的个体通常感到更孤独，更缺乏社交支持，并产生了更多的消极情绪和较低的生活满意度。此外，社会孤立感与消极情绪高度相关，且社会孤立感与生活满意度呈负相关，表明感到孤立的参与者生活满意度较低。虽然参与者报告了不同程度的积极和消极情绪，但并未发现积极与消极情绪之间有显著相关性。然而，更长时间的断网与更高的积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相关，且与消极情绪呈负相关，表明断网时长可能对会情绪产生一定的正面影响。
表1 实验一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
图1 情绪均值及标准差 中国样本断网期间积极情绪（如 “快乐”）和消极情绪（如 “孤立”）的平均得分及个体差异，显示正负情绪均值接近， “快乐” 与 “孤立” 为最突出情绪。
研究者进一步通过中介分析，在控制断网时长基础上，探究阴谋心态是否通过 “社会隔离和缺乏社会支持”影响人们断网期间的情绪。研究结果表明，阴谋心态对断网期间消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可以被社会隔离与缺乏社会支持解释：阴谋心态较强者断网后更易感到社会隔离和支持缺失，这种感受进而导致其消极情绪增多，且对生活满意度降低，其中，社会隔离与支持缺失对消极情绪的影响存在直接和间接双重路径，然而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则完全由该中介因素介导；不过，社会隔离与支持缺失在阴谋心态与断网期间积极情绪之间不存在显著的中介关系，说明积极情绪体验不受阴谋论信念与社交隔离的关联影响。
图2 实验一积极情绪中介模型
图3 实验一消极情绪中介模型
图4 实验一生活满意度中介模型
2 实验二
为进一步检验在不同文化背景下，阴谋论信念、社会孤立感以及社交支持如何影响个体在断网体验中的情绪和生活满意度，研究者通过心理学研究参与计划（SONA），以获得课程学分作为奖励，招募了102名澳大利亚的大一学生，完成了与实验一相同的实验。
研究结果表明，两个实验在核心机制，即阴谋心态通过社交隔离加剧断网消极情绪上得到一致结论，但情绪体验存在显著差异：中国样本（N=97，年龄 18-60 岁）断网后正负情绪接近平衡，负面情绪略多，“快乐” 与 “孤立” 感并存，且阴谋心态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负向影响；澳大利亚样本（N=102，大学生为主）则积极情绪（如快乐、放松、满足）显著高于负面情绪，仅 “孤立感” 较突出，阴谋心态对生活满意度影响不显著。此外，中国样本中断网时长与社交隔离、情绪及生活满意度均显著相关，而澳大利亚样本中断网时长仅与情绪和生活满意度相关，与社交隔离无显著关联，这反映出年龄结构、文化背景及数字依赖模式对断网体验的调节作用。
表2 实验二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
图5 实验二情绪均值及标准差 澳大利亚样本断网期间积极情绪（如 “快乐”）显著高于消极情绪，仅 “孤立感” 较突出，个体情绪差异显著。
图6 实验二积极情绪中介模型
图7 实验二消极情绪中介模型
图8 实验二生活满意度中介模型
这场实验本质上是数字时代的一个缩影，当我们越来越依赖屏幕构建社交关系、获取情感支持时，断网如同一场突然的“抽离测试”，暴露出隐藏在虚拟连接背后的心理依赖。对阴谋论信念者而言，网络不仅是信息渠道，更是维系认同感的“心理锚点”，而对更多普通人来说，它或许是缓解孤独的便捷方式。无论哪种情况，研究都揭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我们与网络的关系，正在悄然重塑人类情感的底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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