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四川警察学院教授、开源情报研究中心副主任 卞宏波；四川警察学院侦查系教师、开源情报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刘辰远；四川警察学院刑技系教师 董美珅
人工智能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驱动力已然成为全球战略竞争的制高点。美国凭借其在科技领域长期积累的优势，试图通过对华人工智能领域的制裁体系，维护自身技术霸权。这一制裁体系是经过长期谋划、多维度构建的复合型战略工具。从战略动力学视角进行深入剖析，不仅能够清晰地揭示美国制裁行为在全球引发的技术生态重构效应，还能为中国制定科学有效的反制策略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本文旨在构建一个立体化的反制框架，助力维护国家的科技安全与发展利益。
一、美国对华人工智能制裁的三维体系化构建
当前，中美人工智能领域的博弈已超越单一技术竞争范畴，演变为以规则制定权为核心的体系化对抗。美国通过战略定位、法律工具与联盟架构的深度嵌套，构建起覆盖技术研发、产业链条与国际规则的三维遏制体系。该框架以“政策工具箱协同升级”为实施路径，将技术霸权逻辑嵌入全球治理机制，试图重塑国际技术生态的权力格局。
（一）政策工具的“战略—法律—联盟”协同升级
美国政策工具协同机制突破了传统制裁的线性模式，通过战略预判锁定打击目标、法律工具实现跨境约束、联盟体系固化技术壁垒，构建动态适配的遏制网络。基于此逻辑，美国对华技术封锁从临时性政策上升为系统性的制度设计，其运作机理具体呈现三个关键维度。
“小院高墙”2.0战略深化。在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美国发布的《关键和新兴技术清单》成为其遏制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该清单将生成式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纳入管控范围，实质是对中国技术突破点的预判性封锁，实现“技术锁定”与“市场绞杀”的双重逻辑。这种精准的技术选择体现了美国对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高度警惕与针对性遏制。
长臂管辖泛化。美国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实施长臂管辖，凭借其国内法律对国际商业活动进行不合理干预，严重破坏了国际商业秩序的正常运行。该法律赋予美国政府在所谓“紧急经济状况”下对国际商业活动进行广泛干预的权力，迫使台积电、三星等代工企业中断对华先进制程服务。这种行为不仅违背了市场公平竞争原则，还形成了“法律长臂”与“产业威慑”的共振效应，凸显了美国利用法律手段破坏全球产业链正常运转，维护自身技术优势的意图。
技术封锁联盟重构。美国达成半导体设备出口管制协议，构建技术封锁同盟，将半导体设备管控从单边制裁升级为制度性封锁。该机制依托美日荷三国在沉积、刻蚀等关键设备领域的技术垄断地位，系统性阻断我国获取先进制程能力的渠道。这种多边合作的技术遏制模式，相较于单边制裁，具有更强的隐蔽性和持久性，加大了中国突破技术封锁的难度。
（二）技术生态的“产品—算法—标准”精准脱钩
“法律长臂”与产业联盟的协同效应尚未形成稳态，技术遏制的战场已延伸至数字基础设施底层。当行政干预遭遇技术生态的有机韧性，制裁者被迫采取更具穿透性的脱钩策略，即通过“产品—算法—标准”的三级传导链路，将技术封锁从市场准入层面向创新生态纵深推进。
硬件层封锁。英伟达对华高端人工智能芯片禁运范围持续扩大，从A800/H800到L40S推理芯片，对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冲击。人工智能芯片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核心硬件基础，算力不足严重制约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在深度学习、大数据处理等领域的研究与应用，延缓了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进程。
算法框架限制。近年来，开源技术在全球技术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但美国却将其作为政治工具，对中国进行技术限制。开源深度学习框架PyTorch对中国网际协议访问大模型训练模块的限制，以及GitHub（基于网络的代码托管和协作平台）代码库实施的地域封锁，充分折射出开源技术武器化的趋势。开源技术本应是促进全球技术交流与创新的重要平台，但美国却将其作为政治工具。Apache软件基金会（ASF）新增“地缘合规审查条款”，限制华为等实体参与顶级项目，阻碍了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和科研机构在算法研发和开源技术应用方面的发展。
技术标准实施的结构性障碍。基准测试（MLPerf）的技术生态依赖性与合规风险规避机制，客观上增加了中国特定人工智能芯片厂商的参与成本。这种现象反映出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标准制定过程中存在框架绑定（Framework Lockin）与地缘政治溢出效应。对此，需通过增强技术兼容性研发与国际规则博弈实现破局。
（三）供应链的“设备—材料—人才”全链打击
软件层面的算法封锁仅是技术遏制的序曲，硬件供应链的物理阻断才是实现技术代差固化的终极手段。当半导体设备断供与材料管制形成技术封装的闭环结构，全球产业链的脆弱性便暴露在技术民族主义的强作用场。
半导体设备断供。阿斯麦（ASML）对华深紫外光源（DUV）光刻机2025年的交付量同比大幅下降，反映出中国半导体产业获取关键设备的困境。DUV光刻机是芯片制造过程中的关键设备，交付量的大幅下降导致中国成熟制程扩产遭遇“瓶颈”，限制了中国半导体产业的产能提升，进而影响人工智能产业相关硬件的生产供应。
关键材料管制。美国对特定半导体材料的出口管制加剧了全球供应链的结构性摩擦。中国企业在应对合规审查与替代验证的过程中，暴露出高精材料研发能力滞后与供应链弹性不足的双重挑战，面临原材料短缺的风险，生产成本上升，生产计划受阻，对中国人工智能产业供应链的稳定性造成了严重冲击。
人才流动阻隔。人才是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的核心要素，跨国科研合作是促进人才交流、知识共享的重要途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单方面收紧中美联合人工智能研究资助，直接导致跨国科研合作网络出现结构性断裂。资助的收紧使中美两国科研人员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受到限制，阻碍了学术思想的碰撞和前沿技术的共同探索，不利于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发展。
二、美国对华人工智能制裁溢出效应的四维重构图谱
当制裁体系突破传统贸易管制的物理边界时，其引发的蝴蝶效应正在全球范围产生链式反应。多维冲击波不仅重构技术经济系统的运行规律，而且深层次改变国际权力格局的演化轨迹，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复杂适应系统。
（一）经济维度：全球产业链的“重构危机”
技术制裁的非市场暴力介入，正驱动全球生产网络经历从“效率优先”向“安全至上”的范式突变。当技术要素流动被地缘政治贴现率重新定价时，产业链的结构发生系统性畸变。
成本传导的连锁反应。技术封锁引发的价格波动通过产业链节点的量子纠缠效应形成全链路成本共振，人工智能芯片供应波动在研发、制造、应用三端同步引发蝴蝶效应，初创企业因研发成本激增退出创新赛道，巨头企业则承受利润率坍缩。“成本量子化”现象本质上是技术霸权对市场规律的暴力覆盖。
供应链的意识形态分层。全球产业链正分裂为“技术主权飞地”与“数字殖民地”的二元结构。东盟等中间地带陷入“技术采购的量子叠加态”，面临实施既需维持对传统技术盟主的合规性依附，又企图在新兴技术赛道保留战略自主权的两难选择。二元分裂导致产业链的模块化协作退化为防御性割据，形成以政治立场为边界的数字藩篱。
资本流动结构的相变重构。当技术安全取代投资回报率成为决策序参数，资本流动呈现反市场理性的相变特征。欧盟资本的“脱实向虚”折射出全球投资逻辑的深层异化。印度、越南等替代性节点因地缘套利价值被超常规溢价，而技术密集型区域的真实创新潜力反而遭遇流动性黑洞。畸变本质上是技术民族主义对市场信号的频谱干扰。
（二）技术维度：创新生态的“超限博弈”
技术封锁意外激活了创新系统的自组织临界性，迫使后发者突破传统追赶路径，在“架构解耦—生态重构—范式革命”的三重维度展开超限博弈。
架构层的部局突破。中国通过异构计算框架与开源指令集的结构重组，构建起抗封锁的技术冗余体系。开放架构的崛起，实质是对霸权体系的非对称解构。将技术演进路径从“垂直迭代”转为“水平分形”，在传统技术代差之外开辟平行创新宇宙。突围路径本质上是技术要素的结构重组，其核心价值在于构建了技术后发者应对体系性压制的弹性响应范式，而非单纯追求单项技术指标的局部突破。
标准战的认知域争夺。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人工智能伦理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标准体系阵营化的现象逐渐显现。人工智能伦理标准的阵营化竞争，本质是技术价值观的认知域战争。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框架的“技术原教旨主义”与中国方案的“发展权优先”理念形成制度性对抗。标准竞争的终极目标已从市场控制转向文明话语权争夺。
替代技术的范式颠覆。面对传统芯片技术瓶颈和外部制裁压力，中国加大光子芯片等替代技术研发，光子芯片的突破标志技术革命的相变临界点的到来。当硅基芯片逼近物理极限时，中国在光量子计算等领域的超前布局，实质是通过技术基座的代际跃迁重构全球创新坐标系。“换道超车”并非简单技术替代，而是对摩尔定律统治下的创新范式的根本性革命。
（三）地缘维度：数字主权的“双重属性”
数字主权的形态在制裁冲击下呈现波动般弥散于全球算力网络和粒子般凝结为技术主权实体的量子力学特征。
“南方国家”的协同数字联盟。在全球数字经济浪潮中，算力成为数字时代核心战略资源，其布局关乎各国数字竞争力与话语权。中国发起共建的“丝路云”算力网络，以去中心化架构构建新型技术主权的量子化共享体系，打破了传统数字合作中的技术垄断，搭建起平等开放的数字合作平台。赋予各国平等话语权，参与国既保有独立技术决策的“粒子性”，又通过算力池共享获得集体行动力的“波动性”，能共同参与技术标准、数据规则与网络安全体系建设。新型联盟的本质是通过技术协同纠缠态对抗数字殖民的波函数坍缩。
西方技术同盟的突破性拓展。随着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潜力日益凸显，北约推动军事—科技深度融合加剧技术封锁。技术标准突破传统地缘边界，通过协议绑定实现跨域威慑。“数字北约”不仅重构军事同盟的技术基底，还通过创新型手段实施认知域的空间封锁，不仅加剧了全球地缘政治竞争，也使中国在面对外部技术封锁时面临更大的压力，凸显了维护数字主权的紧迫性。
中间地带的叠加态生存。在制裁背景下，欧盟既不想完全依赖美国技术，又希望保持与中国在技术领域的合作关系。欧盟“双轨采购”策略的本质是技术选择的多元世界诠释，通过在中美技术体系间保持多重选择状态共存，最大化战略柔性。这反映了欧盟在技术选择上的战略自主性诉求，一定程度上平衡了欧盟与中美之间的技术关系，同时为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增添了不确定性。
（四）系统风险：全球技术治理的“逆全球化陷阱”
局部领域的技术脱钩正引发全球治理体系的链式反应。当技术民族主义突破临界阈值，其引发的非对称风险将穿透经济系统与技术生态的防护边界，在更深层面动摇全球化赖以存续的信任根基与协作伦理。
开源生态政治化。开源体系正面临价值理念与政治现实的深层冲突。作为技术创新的公共基础设施，开源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本依赖去中心化协作与知识共享的基本准则，但是地缘政治因素的渗透实质上重构了技术资源的分配逻辑，通过设立准入限制和技术转移壁垒，将原本中立的代码空间异化为政治博弈的延伸场域。异化的制度性改造造成技术共享的范围取决于政治立场而非创新需求，最终导致技术标准碎片化与协同创新效率的衰减。
技术遏制的反噬效应。技术民族主义政策正显现出显著的制度悖论。当国家行为体试图通过供应链重构和技术封锁维持技术霸权时，其政策成本呈现非对称性转移特征。强制性的产业脱钩迫使企业承受既要适应异质性的技术管制框架，又需重构已深度耦合的全球价值链网络的双重制度成本。这种过度行政干预的市场治理模式，本质上制造了反规模经济的制度环境，使技术研发的边际成本呈指数级增长。而且，封闭的技术路线削弱了技术演进的多样性基础，导致全球创新系统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
多边治理信任崩解。当代技术治理面临的根本困境在于集体行动逻辑的失效。技术民族主义的盛行实质是对多边主义框架的制度性背叛，其通过单边制裁建立的“合规性暴政”，摧毁了国际科技合作赖以存续的互惠预期。多边治理信任机制的溃散引发技术交流从开放式创新退化为防御性创新，知识流动从网络化共享转变为堡垒化囤积的连锁反应。当每个参与者都将技术要素视为战略资产而非公共产品时，全球技术治理便陷入越追求绝对技术安全，越导致系统性风险累积的“安全困境”恶性循环。
三、中国反制策略的实践与突破
面对系统性技术压制的挑战，传统线性应对模式已显乏力。中国的反制实践需要突破技术追赶的路径依赖，在混沌系统寻找秩序重构的奇异吸引点，通过范式创新实现从被动防御到主动塑造的战略转型。
（一）技术突围：构建“备胎—超越”自主可控的创新范式双轨体系
技术突围的本质是对技术封锁体系的解构。当“备胎”策略突破应急替代的战术定位，“超越”路径的构建便需要从技术要素重组转向创新范式重构。这种双轨演进不仅要求突破物理层面的技术断供，更需在技术体系的架构层实现代际跃迁的势能积累。
技术替代路径的体系化设计。通过开放架构创新破解技术封锁的刚性约束，以模块化重组策略实现关键技术的非对称突破。在半导体领域，采用异构集成与工艺优化的协同路径，将成熟制程的物理极限突破转化为系统性效能提升。在指令集层面推动开源生态建设，构建从底层架构到应用生态的完整的技术谱系，形成对西方技术垄断体系的拓扑解构。
颠覆性创新的制度性保障。建立前沿技术研发的“双循环”机制，对内实施跨学科攻关的“揭榜挂帅”制度，对外构建弹性化的国际合作网络。通过技术预研基金与风险共担机制，引导创新要素向量子计算、神经形态芯片等可能引发范式革命的方向集聚，在技术代际跃迁的关键“窗口期”建立战略支点。
（二）产业重组：锻造“韧性—敏捷”型产业生态
技术路径的突破需要产业生态的协同进化。在科技研发成果跨越实验室阶段的产业化跃迁过程中，技术势能向产业动能的转化效能，正构成对系统性反制机制协同效率的实践检验标尺。产业系统的韧性再造，本质上是对技术突围成果的规模化验证与市场化淬炼。
算力基础设施的架构重塑。依托国家算力网络智能调度体系，构建“核心枢纽—区域集群—边缘节点”的三级架构，通过算力与能源网络深度耦合形成绿色集约化技术基座。在空间布局上实现效率与安全的动态平衡，既保障关键领域的实时算力供给，又建立应对突发冲击的战略冗余。
产业生态的梯度演进机制。实施“基础层突破—中间层强化—应用层拓展”的梯次培育策略。由国家队主导基础软硬件研发，构建自主技术标准体系；在中间层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形成关键环节的“技术阻断能力”；在应用层面推动场景化创新，通过垂直领域的深度渗透构建技术扩散的虹吸效应。
（三）规则博弈：重塑“主导权—约束力”双维秩序
产业生态的重构必然遭遇既有规则体系的刚性约束。技术自主性的累积性突破触发制度博弈态势的范式重构，其核心表征从应激性调适转向前瞻性建构，标志着技术权力向制度性权力嬗变的相位跃迁，昭示多维反制体系在技术赋权与价值共识建构间的转进契机。
构建自主技术话语体系。在人工智能伦理、数据治理等新兴领域发起标准制定攻势，推动形成兼容多元价值诉求的技术规范体系。通过主导开源协议框架的迭代升级，构建具有东方治理智慧的数字规则范式，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技术哲学垄断。
强化国际规则塑造能力。完善“防御—反击—塑造”的“三位一体”法律工具箱，防御层面建立技术安全审查的弹性边界，反击层面实施精准对等制裁，塑造层面主动参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重构。通过国际司法诉讼与多边谈判的协同，将技术博弈纳入法治化轨道。
（四）生态重构：打造“包容—协同”双轨驱动型创新生态圈
制度博弈的终极目标是构建新型技术文明秩序。全球治理范式的非零和转型催动创新要素的分布式重组，其制度效能取决于能否在技术主权竞合中构建协同演化机制。其要求复合型反制框架超越制度性对抗，通过知识协同生产网络对冲创新要素的壁垒化离散，最终形成智力资本循环与制度弹性共生的新型竞合生态。
全球算力共享网络的战略布局。以“数字丝绸之路”为载体，通过“东数西算”工程、“国际数据港”全球算力枢纽、超算中心群建设和科技企业扶持，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域级超算中心援建，构建跨区域算力协同体系。通过分布式架构设计实现技术主权的共享性表达，在保障参与国数据主权的前提下，建立基于共同安全观的技术合作新模式。“量子化”联盟形态既保持成员国的战略自主性，又形成集体行动的技术合力。
人才流动网络的韧性化构建。实施“引智—育才—联智”的立体化策略。通过弹性化的国际科研合作机制吸引顶尖人才，依托重大科技工程培育战略科学家群体，构建跨国联合实验室网络实现知识生产的去中心化分布。在技术民族主义逆流中保持全球创新要素的持续交互。
在反制策略的具体实施过程中，需根据各策略的优先级关系，针对不同维度的制裁及不同场景的政策手段，设计分级响应和动态调整的具体实施路径。在技术领域，面对高端芯片技术封锁，短期内，可通过“备胎”策略进行应急替代，中期看，需要加强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的研发投入，长期考虑，则可推动半导体产业的生态重组；在规则领域，针对数字贸易规则的不合理限制，可通过参与标准制定构建自主技术话语体系，同时，利用国际司法诉讼与多边谈判维护自身权益。这种分级响应和动态调整，可以提升反制策略的系统性和适应性。
四、结 语
美国对华人工智能领域制裁引发的全球技术生态重构，本质上是单极技术霸权与多极化秩序碰撞的具象化呈现。中国的反制实践表明，技术自主创新与国际规则重塑的协同推进，将成为构建数字时代新型治理体系的关键。未来，全球技术秩序将呈现“多中心嵌套式”结构，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动态平衡能力，将决定国家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战略位势。
（本文刊登于《中国信息安全》杂志202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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