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校CIO的相关探讨
2022年EDUCAUSE发布的文章《CIO在高等教育中的角色演变》指出,从疫情开始,美国高校CIO的校园角色在运营和战略这两个关键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展。事实上,2022年以来EDUCAUSE发布的美国高校IT前十议题中,每年都有与CIO角色演进直接相关的议题。
2023年“确保IT领导层成为机构战略规划的完全合作伙伴”指出,仅仅要求IT领导者对机构战略和优先事项做出回应已经不够了,IT领导者必须更多地投入到高校的业务和学术事务中,在战略规划中融入他们对技术和数据的可能性、风险和局限性的深刻理解。
2024年“加强数据质量和治理推动做出更好的决策”指出,高等教育从未有过如此多的数据和如此有用的技术来帮助为决策提供信息,集成、管理和可视化数据的技术和实践不断进步,高校领导者必须将数据视为真正的战略资产。
2025年“CIO挑战”指出,如今的CIO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需要在领导层频繁更迭、资源有限、社会动荡和技术快速进步的时代引领数字战略和运营。近来,咨询公司Gartner也认为,高等教育面对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期望不断提高、预算限制和学生全球竞争加剧的挑战,CIO必须重新思考战略、团队和实践。正如传统IT角色从管理物理基础设施转变为监督云服务,CIO的角色将专注于为员工开发新的技能以提高服务能力和工作价值。
美国高校CIO职业化程度很高
从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这四所美国顶尖高校的CIO背景来看,哈佛大学2021年起任命的副校长兼CIO之前担任莱斯大学副校长兼CIO,麻省理工学院将于2025年8月任命的副校长兼CIO之前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副校长兼CIO,普林斯顿大学2024年起任命的副校长兼CIO之前担任佐治亚理工学院副校长兼CIO,加州伯克利大学2024年起任命的副校长兼CIO之前担任波士顿大学副校长兼CIO。由此可发现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方面,CIO是美国大学中身份和职务明确的高级管理人员;另一方面,他们的职业化程度非常高,在行业内部水平流动,具有跨校工作能力和经验。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高校在任命CIO的同时也重视相关治理委员会的建设,且治理委员会以使命任务为核心,注重校内协同合作,因地制宜各具特色。哈佛大学建有CIO理事会和校级治理委员会,前者负责领导和推进全校的IT战略、政策和标准,后者负责收集主要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在八个领域的投资优先级以及关键举措和流程的执行上提供具体战略监督和指导。麻省理工学院建有IT治理委员会,向麻省理工学院教务长和执行副校长兼财长汇报;IT治理委员会下设基础设施委员会、政策委员会、项目审查委员会负责专项工作;同时,还设置研究计算和数据委员会等咨询建议委员会。普林斯顿大学的IT治理分为行政IT、学术IT、研究计算三块,行政IT包括一个战略咨询小组和六个专门委员会,学术IT包括一个教师委员会和一个教学中心,研究计算包括一个咨询小组和一个跨学科研究所。加州伯克利大学的IT治理目前由七个平行的委员会组成(还有两个委员会正在开发中),负责相关领域IT资源、服务战略和协作的咨询、议事和决策。
中国高校信息化管理机制
在中国,教育部2016年《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和2018年《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都明确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应建立和施行由校领导担任首席信息官(CIO)的制度,明确责任部门,全面统筹学校信息化的规划与发展。
2024年,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学者在分析我国“双一流”高校数字化转型速度慢、力度弱等问题时指出,“缺乏一个类似私营部门首席数字化官(CIO/CDO)岗位来全盘整合与运营数字化转型工作”是原因之一。
当下,CIO并非中国高校现行管理架构中明确和正式的职位。如果与美国高校的CIO制度硬性对标,中国高校存在多项不足:负责信息化工作的校领导并不职业化,他们通常还有其他多项主管或分管工作,鲜少以CIO自称;网络信息中心主任或信息化工作办公室主任通常由富有行业经验的资深中层管理人员担任,他们不具备校级战略管理决策地位。
然而,造成这一客观现状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中国高校的干部管理与美国高校对高级管理人员的职责定位、收入分配和人员流动的管理有很大区别。中国高校特别是央属高校的校领导由国家任命且岗位有限,上级部门未明确要求高校设立CIO职位,且现行领导班子中存在分管信息化工作的校领导,设置专职CIO缺乏足够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中国高校在决策上采取的民主集中制有其灵活性和实用性。负责信息化工作的校领导和责任部门只要得到党委常委会和校长办公会的支持,一般能较好地完成校级信息化战略优先落实和跨部门协同推进的任务。只要没有直接影响当前阶段的信息化建设,设置专职CIO就不具备足够的紧迫性。
此外,中国高等教育信息化主管部门以及顶尖高校的决策者和工作人员,在信息化建设方面并不存在战略认知能级上的问题,而是受限于高等教育和大学整体的治理理念、管理服务文化、政策和资源等因素。在现实中,信息化建设常常成为完善大学协同治理、提升管理服务水平、降本增效的标杆,引领高校的高质量发展。如何公允认识和有效改进中国特色的高校信息化建设体制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思考。
来源:《中国教育网络》2025年7月刊
作者:张蕾(上海交通大学规划发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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