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成为热门话题。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两次记者会上，出现了“让守信者处处受益”“女儿找男朋友，未来岳母要看央行征信报告”等金句。

纵观全国，上海最早开始探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并于2017年实施了中国首部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综合性地方法规。全国人大代表、致公党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邵志清介绍，信用数据清单、行为清单和应用清单，是上海实践的重要抓手。

全国人大代表、致公党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邵志清。

他特别提到，上海在清单的基础上试行“联动奖惩”。“你在这里信用很好，在其他地方信用很差，资源配置时依然不能给你。通过这种方式，让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寸步难行。”邵志清说。

谈身份证冒用

当事人自证清白困难重重

南都：今年您在一项建议里提出，要严厉处置身份证冒用行为。为什么会关注到这个现象？

邵志清：在我国，居民身份证被挂失后，并不能自动作废。这一缺陷导致很多人的身份证丢失后又被他人盗用，例如申办手机卡、注册公司等。

如果被注册的手机号码或公司涉及违法犯罪等情况，当事人就会被无端追责，轻者影响征信，被列入失信黑名单，重者要承担法律责任；如果是公务员，还会阻碍提拔任用。而当事人如果想自证清白，则困难重重。

南都：自证清白的困难在哪里？

邵志清：以身份被冒用为公司股东这样的常见案件为例，犯罪嫌疑人可以一口咬定认识当事人（知道当事人名字即可），但又与当事人不是特别熟（其他信息可以概不知道），只因偶遇后一拍即合，注册了合伙公司。

当事人想证明这个公司与自己无关，一般要奔波几十次，折腾一两年，最后也不一定能摆脱与该公司的关系。如果想证明委托书和公司章程上的签字不是本人字迹，则需要自费上万元才能作出司法鉴定。

更重要的是，除了身份证挂失记录和委托书笔迹鉴定，当事人很难提供其他证据。

南都：您提到的冒用为公司股东的案件，我们曾梳理过裁判文书网，发现近几年至少发生过百余起，但各地判决结果并不一致，身份证失主胜诉率不高。

邵志清：此类案件大量发生，主要是公安部门在身份证管理方面存在技术漏洞、市场监管等职能部门的办事程序不够严谨、国家法规不够完善等原因导致的。当事人仅仅身份证丢失或被盗而已，如果所有责任都由当事人承担，并因此影响其发展，显然不公平。

南都：针对他们的困境，有什么解决办法？

邵志清：针对公安机关一般不予立案的问题，建议从制度上明确：公安机关统一受理和处理此类案件，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有义务积极协助公安机关侦破案件，接到公安机关调查函后，应在限定时间内无偿提供本系统掌握的案件相关信息和档案复印件。

另外，可从技术上探索“身份证一经挂失当即作废”，在身份证芯片中加入唯一特征码。所有身份证校验系统（如市场监管、税务、银行、电信、交通等）必须与挂失身份证数据库联通，核验身份证时必须比对，一旦发现有人冒用已挂失身份证，不予办理相关业务。

南都：要建立挂失身份证数据库，又涉及到政府数据开放共享。

邵志清：对，这是一个难题，但是为了民生和管理的需要，我觉得还是要投入的。

谈政府数据开放

开放不等于把数据全部交出

南都：从现状来看，一个地区或者部门，光是打通内部数据就已经很难了。怎么才能让数据开放共享向更深层次推进？

邵志清：需要各方共同来推进的。像上海，政府内部的数据共享一直在推进，去年成立了大数据中心，今年的目标是“该共享的数据全部共享”。

南都：数据全部共享，会带来安全上的挑战吗？

邵志清：当然是要按需共享，各个部门按照其法定职责、应用场景来共享数据。你有哪些职责？要做什么？在当前的应用场景下需要哪些数据？先明确这些问题。现在一说共享，就好像数据可以给政府部门随便看，这样也是不行的。

南都：政府数据共享，是在政府内部。对外的数据开放上，怎么做到安全、有序？

邵志清：既要有制度，又要有技术。政府数据开放，不是把数据给到别人就是开放，而是别人的需求得到满足。

企业方面，我认为它们还是希望尽可能多地收集数据，因为数据就是资产，有很多用途。政府在技术上要做好，千万不能低估企业的能力，也不能低估存在的风险。

以身份证为例，假设有一个游戏平台，为了防止未成年人沉迷，需要核实身份证。它只要把核实请求发送到公安部门，获得一个是或不是未成年人的返回结果就可以了。公安部门的数据还是留在本地。平台没有拿到数据，同时需求也被满足。

南都：现在大企业其实也掌握很多数据，有时候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共享行为，也容易导致数据和用户隐私的泄露。

邵志清：所以政府要制定监管规则，去维护消费者权益和市场秩序。另外我认为数据开放也应该是双向的，涉及到重大公共利益时，政府为了监管需要，有权要求企业开放数据。但不管是谁向谁开放，都要遵循按需最小化原则。

谈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推进“联动奖惩”，让失信者寸步难行

南都：关于政府数据开放和共享，今年还有一个议题特别受关注，就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上海作为全国率先出台社会信用条例的城市，这方面有什么经验？

邵志清：在上海建设社会信用体系的过程中，清单制是非常有效的抓手，主要包括信用数据清单、行为清单和应用清单。

数据清单里，我们是从5000项备选数据里确定了89项重点，其中有正面和中性的，比如荣誉称号、不动产抵押登记信息、股东信息；也有负面的，比如公安局的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信息，法院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地铁、铁路的逃票信息等。

行为清单，列明了主体的守信和失信行为，供应用单位根据行为清单去对企业或个人做出信用评价。

应用清单主要是为政府配置公共资源提供依据，会有联动奖惩。什么叫做联动奖惩？你在这里信用很好，在其他地方信用很差，资源配置时依然不能给你。通过这种方式，让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寸步难行。不过，应用清单在实践中推行得还不够好，需要政府继续提升管理水平。

南都：如果有人对信用清单提出异议，该怎么办？

邵志清：我们有信用信息救济的规定，对可能发生的信用信息记录错误给予救济渠道。也不能一个人有了一次失信行为，就成为一辈子的污点。（冯群星 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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