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于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骤然祭出出口管制令，导致Anthropic被迫全面停用其核心AI模型。此举不仅引发其下游客户的强烈反弹与法律起诉，更遭到美国科技政策学者和行业官员的集体痛批，被斥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滥用缺乏法律依据的“威权工具”：科技企业打响反击第一枪

6月23日，一家为律师开发AI文书和案件管理工具的科技公司Legion LegalTech正式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将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以及工业和安全局（BIS）主管出口管制事务的副部长杰弗里·凯斯勒（Jeffrey Kessler）列为被告。这是美国业界针对政府此前向Anthropic发出的限制令首次展开的正式法律反击。

这起诉讼源于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于6月12日发出的一封告知函（is-informed letter）。该告知函基于未指明的“国家安全威胁”，仅给Anthropic留出90分钟的窗口期来执行。尽管官方名义上声称仅限制外国籍人员访问，但Anthropic表示，由于技术上无法分割，为了合规只能被迫彻底关闭其Fable 5和Mythos 5两款前沿AI模型的全部访问权限。

作为下游客户，原告Legion LegalTech在诉状中直指美政府此举超越了法律授权的边界，其核心指控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 执行“不存在的管制”：诉状指出，美国《出口管制改革法》（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 ECRA）下唯一的商业管制清单（CCL）中此前曾直接涵盖先进AI模型权重的条目为“出口管制分类编码4E091”（ECCN 4E091，由拜登时期的《AI扩散规则》确立）。然而，BIS副部长凯斯勒已于2025年5月公开宣布由于其“扼杀美国创新并增加企业合规负担”而不再执行该规则。因此，现行有效的管制清单中根本没有针对托管AI模型（hosted AI model）访问或其推理文本输出的管制条款，商务部无法强制执行一个“不存在的管制”。

  • 规避法定监管程序：针对政府引用的“新兴和基础技术管制”法条（50 U.S.C. 4817），诉状驳斥称该条款严格要求必须通过“notice-and-comment”的正式立法程序并进行多边协调，而政府此次完全绕过了这些法定程序。

  • 滥用特定个案工具：针对政府引用的“告知函”授权条款（15 CFR 744.22(b)），诉状指出该条款是一项针对特定已知“军事情报最终用途或最终用户”风险的个案工具，绝非用来对全球用户实施无差别封杀的机制。

  • 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豁免：诉状指控该行政令违反了《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 IEEPA）中的明文禁止性规定。根据该法著名的《伯曼修正案》（Berman Amendment），任何形式或载体的“信息与信息材料”的出口均不得被限制。

  • 行政决策任意且武断：依据美国《行政程序法》（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APA），政府的决策在逻辑上“严重不平衡”。因为诸如OpenAI公司的GPT-5.5等具有同等能力的竞争对手模型并未受到任何限制。同时，原告团队中甚至包括来自美国传统盟友国家的加拿大籍研发人员，政府本可采取限制特定特定国家人员访问等代价更低的替代方案，却简单粗暴地实施了全球一刀切的封锁。

针对这起诉讼，美国商务部及工业和安全局的发言人均拒绝发表评论。

值得注意的是，原告在诉状中公开质疑了政府发起此项管制的政治动机。几个月前，Anthropic曾公开反对美国军方将其AI模型用于军事行动。随后，特朗普便命令所有联邦机构停止使用该公司产品，五角大楼亦将其列为“供应链风险”。特朗普甚至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发出威胁，要求该公司“最好配合，否则将动用总统的全部权力使其服从，并伴随重大的民事和刑事后果”。原告直言，此次出口管制令正是这一政治报复威胁的“兑现”，是政府将国家立法机器转变为惩罚私营企业自主商业决定的恶劣先例。

美业界担忧制裁重创本国科技竞争力

在Legion LegalTech诉诸法律的同时，美国科技政策界和产业界也爆发了密集的批评声浪。在民主与技术中心（Center for Democracy & Technology）召集的新闻发布会上，多位资深专家和行业高管明确指出，这种动辄使用政府“一键关停”（kill switch）的激进做法，不仅法律依据极其脆弱，更在实质上严重削弱了美国AI产业相较于其他国家的竞争优势。

AI代码开发企业Corridor的首席产品官亚历克斯·斯塔莫斯（Alex Stamos）对此发表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在美国政府发布出口管制令的次日，安索罗皮克模型的全球用户便开始大规模寻找替代方案，而其他国家的AI模型并未受到类似限制。斯塔莫斯直言：

“这毫无疑问是针对美国AI产业的一次‘惊天自残乌龙球’（humongous own goal）。这种做法极其愚蠢。如果政府是真的希望美国在这场科技竞赛中胜出，那么他们现在做的是最愚蠢的事。”

民主与技术中心AI治理高级顾问凯文·班克斯顿（Kevin Bankston）同样指出，这一带有强烈强权色彩的指令是在证据不明、缺乏正当法律程序的情况下仓促做出的，且既没有说明限制将持续多久，也没有给出明确的合规整改出路。这种缺乏可预测性的行政干预令整个行业感到深切的不安。

各智库与行业协会也纷纷对该政策对国际市场格局的影响表达了担忧：

阿凡丹斯研究所（Abundance Institute）AI政策负责人尼尔·奇尔森（Neil Chilson）直言，这种由少数幕后官员任性操作的“一键关停”机制，正在严重削弱美国科技行业的安全性、创新力以及公众信任，其结果只会让其他竞争对手国家“在幕后欢呼”。

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nformation Technology & Innovation Foundation）AI政策副主任米歇尔·马尔多纳多（Michelle Maldonado）分析称，当一家美国顶尖企业的模型可以在一夜之间被政府非法废除，而功能相似的外国替代品却能自由获取时，全球的市场份额、收入和行业影响力将不可避免地流向美国之外。这并不会带来一个更安全的市场，而只会带来一个更不可预测的市场。

负责任创新美国人协会（Americans for Responsible Innovation）联合创始人埃里克·加斯特弗兰德（Eric Gastfriend）虽然承认在确凿证据下国家安全管制的必要性，但他认为限制必须基于铁证且一视同仁。他批评特朗普政府显然是将出口管制当成了“手里唯一的锤子”，在缺乏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肆意越界敲打私营企业。

行业专家普遍警告称，美国政府这种任意性的行政干预正在形成一种“监管棘轮效应”（regulatory ratchet）的恶性循环。大型跨国科技巨头或许尚有资源去消化和游说这种高昂的行政合规成本，但对于处于创新前沿的初创企业、中小型公司乃至研究型大学而言，这种不可控的政策风险将是致命的。业界普遍呼吁，任何涉及AI与网络安全的监管框架必须回归透明、正当的立法程序，而现行的出口管制政策在法律和经济逻辑上都已无法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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