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国防大学 李欢 杨坤

2026年2月28日，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代号为“史诗狂怒”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地区冲突全面升级。在物理域冲突全面爆发的同时，认知域的虚假信息攻防战也同步展开。部分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利用旧图像、电子游戏片段以及人工智能（AI）生成画面，在社交媒体大量散布真伪混杂的信息，造成大规模虚假信息传播，使原本复杂的地区局势更加扑朔迷离。面对这一挑战，国际社会迅速展开“真相保卫战”，尝试运用各种手段去伪存真，遏制虚假信息传播势头。

一、战场虚假信息广泛传播

此轮冲突叠加了AI技术爆发，以至于涉及冲突的虚假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样式在网络空间蔓延，呈现规模空前、形态多元、动机复杂等鲜明特征。

第一，传播规模空前。国际虚假信息监督机构“新闻卫士”（News Guard）2026年3月3日发布《伊朗正在胜利》（Iran is Winning）的文章，指出仅在美国X（原推特）平台，捏造伊朗军事威胁的画面累计播放量已超过2190万次。虚假信息核查网站BBC Verify于2026年3月7日披露，一段AI生成的“伊朗导弹袭击特拉维夫”视频，在多个平台被转载超300次，分享量数万次，总播放量达数千万次。当前，国际主流社交媒体平台如脸书（Facebook）等，均充斥大量涉及伊朗局势的虚假信息，形成了跨平台传播链，加剧了舆论场混乱。

第二，传播形态多元。网络上涉及此次冲突的虚假信息类型大致有4种。第一种是AI生成图像与视频，如流传的“伊朗击沉美林肯号航母”“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去世前影像”等。第二种是旧素材挪用，如将2024年中东冲突画面、土耳其地震画面等重新标注为本次冲突事件等。第三种是电子游戏画面冒充，如《战争雷霆》《武装突袭3》等军事模拟游戏片段被包装成“伊朗飞机VS美国军舰”“以色列F-35被击落”等。第四种是卫星图像篡改，如伊朗《德黑兰时报》发布的“美军卡塔尔雷达站被毁”卫星图，经核实为篡改自2025年巴林基地影像。

第三，传播动机复杂。从传播主体及其动机看，各方动机存在显著差异。一是开展政治宣传。美国白宫在社交平台接连发布一系列混剪视频，高调宣扬对伊军事打击战果。这些视频中不仅有美军导弹袭击伊朗等真实录像，也有热门电子游戏、电影及AI动画片段，旨在混淆视听、弱化真实战争本身的残酷性。二是追逐流量收益。X平台产品负责人尼基塔·比尔（Nikita Bier）2026年3月3日在X平台发文称，“那些发布AI内容的账户中，有99%都是为了盈利。”三是“网军”浑水摸鱼。X平台查获了巴基斯坦某用户控制的31个“僵尸”网络水军账户，账号统一命名为“伊朗战争观察”，批量化传播AI生成的假视频。

二、国际多元主体加强应对

面对虚假信息泛滥，国际社会从硬法规制、软法引导、社会协同三个维度展开治理实践，初步形成了多元主体参与的应对格局。

第一，硬法规制：国家行为体的执法与管控。有关国家从辟谣发声、法律惩处、信息管控等方面入手，构筑虚假信息防线。一是官方及时辟谣。在这次冲突中，美国中央司令部成为最活跃的辟谣主体之一。针对网上流传的“伊朗击沉林肯号航母”图片，该司令部在X平台发文回应：“谎言！林肯号没有被击中。发射的导弹根本没有接近目标。”针对“F-15战机被击落”的传言，该司令部也第一时间明确表示“毫无根据”。二是诉诸法律手段。在阿联酋，迪拜警方加强对信息严格管控和违法行为处罚，传播虚假信息的网民将面临至少20万迪拉姆的罚款。在伊朗，政府各部门发言人通过发布公告的方式，警告民众提防“第五纵队”的渗透。三是实施信息管制。在冲突爆发后，伊朗切断部分互联网链接，并对卫星频道实施干扰，阻隔美以虚假信息流入，确保国内民众通过官方媒体获取新闻、了解事实真相。

第二，软法引导：社交媒体平台的自律与反击。作为虚假信息传播的“主阵地”，X平台在此次冲突中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一是调整创作者收益分成规划。2026年3月3日，该平台宣布，如果创作者发布未经标注的、由AI生成的武装冲突视频，将被暂停参与“创作者收益分成计划”90天，再次违规将被永久封禁。二是升级社区笔记功能。在原有功能基础上，允许用户相互协作，为可能具有误导性的帖子添加注释和信息。例如，肯尼亚议员彼得·萨拉西亚（Peter Salasya）转发的一段“以色列迪莫纳核电站遭袭”的视频下方，有网友作出了社区注释，澄清该视频来源于2017年发生在乌克兰的一次武装冲突。三是打击网络水军。针对X平台很多“僵尸”账号散布AI生成的战争视频，该平台加强信息检测，及时删除可疑账户。四是引入元数据检测。X平台表示，水印检测工具能够识别运用AI生成的文字、图片、视频和音频。

第三，社会协同：专业机构的核查与验证。全球各国事实核查机构积极开展虚假信息“联防联治”，体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协同性。法新社、路透社、美联社、英国广播公司、德国之声等国际主流媒体机构纷纷投入力量，设立“直播”核查页面，24小时追踪并快速核实信息、辨别真伪，并通过全球网络共享核查结果。这种跨国、跨机构协作模式切实扩大了事实核查的覆盖范围，提升了核查工作的时效。它们的策略通常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反向图像搜索。使用TinEye、Google Lens等工具追溯多媒体内容的原始出处和时间，是识破“回收利用”旧素材的最有效方法之一。例如，澳联社通过此方法确认，网传“迪拜中情局大楼起火”视频，实为2015年沙迦住宅火灾画面。二是地理定位与图像比对。利用谷歌地图等卫星图像、街景数据，对视频中的建筑物、地形、植被、街道路牌等进行精确定位，验证事件发生地是否与声称相符。例如，英国广播公司利用该手段指出，《德黑兰时报》在社交媒体X贴出一组关于“美军在卡塔尔基地的雷达装备完全被摧毁”的前后对比图片是2025年的旧图。三是多源交叉验证。对比不同新闻机构、现场目击者、官方发布的视频与图文资料，寻找矛盾或一致性。例如，法新社的事实核查（Fact Check）专页，注重多方考察全球主流媒体和官方机构的一手信源，将其视为验证信息真伪的重要依据。四是物理逻辑与细节研判。可以通过检查视频中光影的一致性、物体的物理运动规律、军事装备的型号细节等，鉴别信息真伪。例如，芬兰广播公司利用该原理分析所谓“美国航母被击中”视频中的不合理性，并就事实作出了澄清。

三、虚假信息治理面临挑战

尽管各方采取多种措施应对虚假信息的传播与扩散，但仍有一些因素制约着虚假信息治理的成效。

第一，造假技术迭代演进。AI技术使虚假信息的制作门槛大幅下降。新华社2026年3月9日援引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数字媒体专家蒂莫西·格雷厄姆（Timothy Graham）的观点称：“过去需要专业视频制作才能完成的工作，现在借助AI工具几分钟就能完成。”这意味着任何个人或组织，无论其技术基础如何，都可以在短时间内制造出以假乱真的图片、视频乃至卫星影像。造假技术的进化速度往往快于检测技术的研发速度。虚假信息制造者开发出名为“浅层伪造”的更隐蔽的技术手段。这种对真实图像进行细节修改而非完全伪造的手法，更容易欺骗当前主流的AI监测工具。

第二，利益逻辑与治理规则激烈博弈。社交媒体平台的商业运作本质，也催生出利益与规则的激烈博弈。X平台的“创作者收益分成计划”根据用户互动量（浏览量、点赞、分享等）向创作者支付报酬，客观上刺激了用户制作、传播具有“吸睛效应”的虚假内容。有专家指出，AI生成内容的病毒式传播对于创作者而言无异于“一台印钞机”，当发帖人知道自己的帖子已经走红并可能会带来很多粉丝和收益时，他们就不会在意自己分享的内容是否真实。

第三，传播主体多元交织。虚假信息的传播主体也呈现多元化、复杂化特征，增加了治理难度。美联社2026年3月7日援引美国战略对话研究所信息作战政策与研究高级主任梅兰妮·史密斯（Melanie Smith）的观点指出，“来自国家行为体的内容往往更有针对性，他们的叙事结构非常清晰，视频的作用就是支持他们想要就冲突和整体地缘政治局势发表的某种声明。”非国家行为体的动机更为复杂。有意见领袖在未核实事件真实性的情况下转发信息，无意中助推虚假信息扩散；有的网民和机构则为了追求高额流量和经济利益，故意散布虚假信息博取眼球；一些有组织的协同造假网络通过批量操纵账号发布信息，提高自身对社交媒体的操控能力。

第四，“确认偏误”心理推波助澜。在冲突初期，公众对信息的需求很迫切，但网络上信息有限，而这为虚假信息的传播提供了可乘之机。无论是这种“信息真空”，还是冲突后期的“信息爆炸”，都成为虚假信息传播的“温床”。澳大利亚墨尔本理工大学专家托马斯（TJ Thomson）于2026年3月2日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新闻栏目采访时指出，人们获取新闻的方式加剧了这一问题，大多数人确实会用智能手机浏览网络内容，大约80%的人都在社交媒体快速浏览内容，没有习惯对事件真实性进行高度细致的审查。此外，确认偏误等心理机制使公众更容易相信符合自身立场的信息。美国首任AI科学特使鲁曼·乔杜里（Rumman Chowdhury）在2026年3月6日接受美国《滚石》杂志访谈时指出，大多数美国人可能对局势了解甚少，而且很可能受到偏见和歧视的影响，而虚假信息只会加剧这些偏见，使情况更加混乱。随着AI合成内容在信息生态系统制造大量噪声，中东的“战争迷雾”正演变为“战争泥潭”。

四、防治体系建设迫在眉睫

当前，我国正大力整治网络谣言乱象。美以伊冲突中的虚假信息攻防实践表明，在真假难辨、多方博弈、人机共治的复杂信息环境，虚假信息的预防与治理已不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需要全社会共同面对的系统性挑战。

第一，强化技术防御，构建自主AI内容鉴别体系。技术防御是认知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近年来，中央网信办持续开展“清朗”系列专项行动，公安机关侦办了多起利用AI造谣、散布虚假信息的案件，相关工作取得积极成效。随着 AI技术的快速发展，AI生成内容正变得越来越难以辨识。因此，应加大多媒体内容鉴伪技术研发投入，建立国家级数字内容真实性验证平台，利用区块链、数字水印等技术对官方发布的图像、视频进行源头认证。同时，开发能够自动识别深度伪造和AI合成内容的监测工具，提升对网络虚假信息的发现能力和处置速度。

第二，完善法律法规，压实平台主体责任。我国已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等法规，对AI生成内容标识提出了初步要求。在此基础上，可借鉴X平台调整AI信息披露政策的经验，进一步完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明确要求平台加强对AI生成内容的规范与约束。同时，建立“黑名单”制度，对恶意散布战争虚假信息、扰乱社会秩序的账号和机构依法予以惩处。此外，还应督促平台优化推荐算法，下调虚假、煽动性内容的推荐权重，从源头遏制虚假信息的病毒式传播，并担负起确保信息真实性的社会责任。

第三，提升战略传播能力，掌握叙事主动权。虚假信息战的本质是叙事权的争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国际传播能力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应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构建多语种、跨文化的传播矩阵。在突发事件中，坚持“时、度、效”原则，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填补信息真空，压缩谣言滋生空间。同时，要深入研究国际受众的认知习惯，用对方听得懂、能接受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揭露虚假信息背后的政治图谋，提升我国在国际舆论场的公信力和影响力。

第四，深化国际合作，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当前，世界正处于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发生深刻变化。虚假信息无国界，相关治理更需全球协作。因此，应积极参与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等框架下的网络空间规则制定，推动建立全球性的AI伦理准则和虚假信息治理标准。加强与各国事实核查机构、科技公司的情报共享与技术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网络水军和虚假信息工厂。通过对话与合作，减少因信息误判引发的地缘政治风险，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第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筑牢社会认知防线。公众是虚假信息传播的节点，也是防御的基石。应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提高公众对网络信息的辨识能力和批判性思维。通过科普宣传，让公众了解AI换脸、视频剪辑、电子游戏冒充实战等常见造假手段，增强对未经证实信息的免疫力。鼓励公众积极参与辟谣，从社会心理层面阻断虚假信息的传播链条，打好新时代虚假信息防控的人民战争。

（本文刊登于《中国信息安全》杂志2026年第9期）

声明：本文来自中国信息安全，版权归作者所有。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安全内参立场，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如有侵权，请联系 anquanneic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