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沈逸

2026年9月8日,美国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联合发布有关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工业规模蒸馏”的公告。在公告中,美方声称,相关企业系统性提取美国前沿模型的专有能力,并将由此产生的技术进步与军事及网络攻击能力相联系,向行业提出检测和防御建议。这一表述把模型使用争议纳入国家安全叙事,但公告及其防御建议本身,尚不能等同于已经生效的强制制裁或普遍禁令。评价其政策含义,需要区分已经公开的指控、据此提出的风险判断和可能采取的限制措施。

9月9日,中国商务部质疑美方指控的事实与法律依据,反对将企业利益与国家安全捆绑,并表示愿意开展建设性、专业性讨论。同日,中国外交部强调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基础。相关回应构成争议背景。本文进一步要追问的是,从模型调用事实到企业责任,再到国家安全风险与跨境限制,美方论证是否完成了必要的证明?对于这一问题,应落实到可核验的证据和制度条件,避免以立场判断替代具体分析。

本文的核心判断是,技术行为、权利损害、公共风险与管制措施之间,需要分别建立可以检验的联系。大规模调用可能构成调查线索,未经授权的模型提取也可能损害合法权益,但两者都不能自动证明特定企业的整体研发来源,更不能直接支持针对一国企业或一般研究活动的广泛限制。因此,需要从行为归因、权限转换、利益识别、措施比例性和程序保障五个方面,检验美方指控及其可能引出的政策结论。

在理论上,英国学者布赞(Barry Buzan)等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安全化分析框架,提供了国家安全研究的新工具。安全化研究关注行为体如何将某一议题表述为对重要保护对象的严重威胁,并寻求相关受众接受及特殊处置的正当性。结合模型治理场景,本文将“安全化”界定为技术或商业争议通过安全叙事进入国家安全议程,并可能转化为特殊审查或限制措施的过程。安全机构发布公告表明议题进入这一过程,但是否形成例外性管制,还需考察后续制度安排。本文所称“泛安全化”指风险指认与限制范围超出可验证的关联,将证据不足或无直接关联的主体、用途和活动一并纳入安全处置。

据此,本文采用四项贯穿全文的判断标准。第一,风险联系。明确保护对象,并说明具体技术行为通向公共损害的可验证路径。第二,证据强度。区分异常线索、行为归因与损害证明,使证据要求与结论及处置强度相匹配。第三,权限依据。区分合同权利、一般监管权限和国家安全措施的授权。第四,措施比例性。检验限制的适当性、必要性与利益均衡,并设置复核救济。

一、

模型调用规模不能替代行为归因

知识蒸馏具有明确的技术含义,可以利用教师模型提供的输出或中间表示指导学生模型训练。刘东阳等人在2023年提交国际学习表征会议(ICLR)的文章《功能一致性特征蒸馏》(Function-Consistent Feature Distillation),讨论了通过中间特征及其后续功能改进知识传递的方法。该研究说明蒸馏是一种技术方法,既不能据此认定所有具体使用均已获得授权,也不能将特征蒸馏直接等同于经由封闭模型接口实施的输出提取。要认定争议行为,就需要分别说明技术路径、数据来源与使用条件。

美方以“工业规模”描述调用数量、频率和组织程度。这类指标虽然可以提示异常活动,却无法单独完成责任归属与风险认定。同样的调用数量,置于个人账户、企业采购或获准开展的批量测试中,可能具有不同含义。如果缺少观察时间、授权条件和正常业务基线,数量便缺乏稳定的解释尺度。只有将规模与控制规避、未经授权的使用目的及可核验的行为证据相结合,才能提高异常识别的解释力;以规模直接推断恶意,则省略了对行为性质的证明。

从接口活动推定某家企业的研发责任,至少需要说明账户由谁控制、输出被用于何处,以及被指控主体与相关活动之间的联系。若进一步声称蒸馏构成其研发能力的主要来源,还应说明相关数据的训练用途及能力贡献。账户关联属于归因问题,训练用途属于使用问题,性能贡献属于因果识别问题,各环节所需证据并不相同。认定违反某项合同义务的行为可能独立成立,但不能因此推定一家企业的整体技术能力均源于被指控行为。

技术上的能力相似,也存在不同的可能来源。共享研究方法、使用同类任务、接触重叠数据,都可能影响模型表现。仅凭回答风格接近或评测成绩趋同,无法识别究竟是哪一种因素在其中产生作用。判断外部输出的实际贡献,需要与模型原有能力和其他训练条件相比较,并在条件允许时采用数据来源核验、消融实验或对照评测。这样的要求旨在检验因果解释,既不能由公告发布机构的权威替代,也不意味着所有责任认定都必须取得完整训练记录。

因此,针对美方指控的首要质疑,是公开论证是否足以支撑其归因范围与结论强度。对于无法独立核验的个案,应保留待证状态;公开证据不足与行为实际上并不存在,是两个不同的判断依据。平台可以基于合理线索采取适度的临时防护措施,但如果据此扩大到对企业整体研发来源的判断,或将限制延伸至无直接关联的研究项目与用户,就应承担相应增加的证明责任。

二、

合同争议不能直接生成公共管制权限

平台有权在适用法律和有效合同范围内保护其服务与合法利益。用户协议可以约定访问方式、调用额度和输出用途;绕过访问控制、违反有效使用约定或侵害受保护利益的行为,也应接受相应审查。平台同时具有服务提供者、证据持有者与下游竞争参与者的身份。当其商业判断被政府用于公共风险认定时,需要独立核验相关事实与利益关系,避免将企业提出的限制要求直接转化为公共处置结论。

合同条款虽然能够说明交易双方作出了什么约定,却无法单独回答约定的效力、权利的范围及公共权力的权限。尤其在跨境服务中,合同效力、法律适用和国家管辖各有其判断依据。一旦从违反使用条件进一步推导贸易限制或其他公共措施,就需要说明新增措施的授权基础、适用对象与风险关联。商业服务关系转化为公共强制关系,必须经过独立的权限审查。安全公告的存在不能替代这一环节。

这一转换还带来信息不对称。平台能够接触调用日志、检测规则和内部归因材料,外部研究者与被点名主体能够获得的信息则取决于披露范围。如果材料缺乏可供复核的说明,误判就难以被识别,限制边界也难以被评估。保护商业秘密与敏感检测信息具有合理性,同时仍可通过证据摘要、保密审查或具备独立性的技术评估,说明认定依据、误差来源和判断限度。

因此,判断公共措施是否正当,应分别审查平台条款是否有效、具体行为是否违反相关义务,以及政府是否具有采取相应措施的权限。三者可以关联,但不能相互替代。若未经独立审查便将平台规则扩展为适用于第三方的普遍限制,商业规则便可能获得超出原有交易关系的约束力。对此质疑,既不否定有效合同的约束,也不免除使用者应承担的责任。

三、

商业利益受损不能自行证明国家安全威胁

研发回报与公共安全具有不同的保护对象。模型企业为算法研发、数据处理、训练计算、服务维护和安全保障投入资源,相关投入及依法享有的权益应得到保护。与此同时,价格下降、用户转移或市场份额变化,也可能来自效率提高和正常竞争。既有企业收益减少,不能自行证明行业创新能力下降,更不能直接证明国家安全受损。需要识别的是,受保护利益受到何种侵害,以及该侵害是否产生超出商业争议的公共风险。

大语言模型训练与知识蒸馏也不宜在概念上混同。模型可能利用广泛的公共知识,同时包含训练、工程和服务环节形成的专有投入。不能从知识具有公共性直接推出特定模型输出可以无条件地用于训练。同样,闭源经营或较高定价也不能单独证明存在垄断行为。判断收费和访问规则是否不当,需要考察相关市场、替代服务、竞争条件及具体规则的效果。开放许可与受限服务应根据各自有效的使用条件分别评价。

合理安全关切同样需要得到承认。若模型提取伴随访问控制规避、敏感信息泄露,或实质降低高风险能力的滥用门槛,便可能超出单纯的收益分配问题。从这种可能性推导个案威胁,仍需说明被提取的能力、潜在使用者、可实现的用途及可能损害。美方将模型能力提升与军事、网络攻击能力相联系,提出了需要检验的风险路径;有关联系的存在程度及其能否支持具体限制,仍应由相匹配的证据说明。

由此,对美国能否有效维护优势的分析应更多聚焦对政策效果的判断。若限制主要增加竞争者进入成本,却不能说明降低了何种具体风险,其竞争保护效应就值得进一步审查;若措施针对经核实的高风险用途,并具有明确边界,则应单独评价。至于访问成本上升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模型研发,现有讨论仍不足以支持确定结论。因此,需要结合替代资源、投入变化、验证周期与后续成果进行比较,不能预先认定限制必然有效或影响有限。

四、

访问限制应接受必要性与比例性检验

即使存在值得防范的风险,限制范围也应与风险的具体性质相适应。模型访问条件影响研发者能够使用哪些外部能力,限制可能作用于资源投入、实验设计和产品迭代。评价相关措施,应先说明其能否降低已经识别的风险,再比较温和方案是否足以实现同一目标。针对异常账户的核验、针对特定用途的许可管理和具有期限的访问限制,与按国别实施普遍排除具有不同的影响范围,不能仅凭同一安全理由获得相同正当性。

限制的负担取决于具体依赖与替代条件。若应用开发、数据处理和人员培训长期围绕同一技术体系积累,更换供应商就可能意味着重写程序、重新验证和重新培训。对于需要重复实验的任务,模型版本、调用额度与输出条件的持续性也会影响结果可比性。在替代资源充足时,限制主要表现为调整成本;在替代条件有限时,限制可能影响项目能否继续。评估政策效果,应识别这些差异,并考虑对未涉争议主体的影响。

比例性检验可以分为以下三个相互衔接的步骤:第一步,适当性检验要求措施与风险降低之间具有合理联系;第二步,必要性检验要求比较能够达到相近保护水平而限制较小的替代方案;第三步,均衡性检验要求权衡预期安全收益与对合法研发、正常竞争及国际合作造成的负担。对于风险尚未完全证实但确有紧迫性的情形,可考虑范围受限、期限明确的临时措施,同时设置复核与退出条件,避免临时防护固化为无期限排除。

跨境规则的传导同样需要以合同与执行记录为依据。假设持续供给与接受某套访问规则绑定,那么就应考察该规则是否限制其他技术采购、独立评估与迁移选择,而不能仅凭合作关系推定存在强制约束。互操作接口、多元供给和清晰的许可条件,可以作为降低转换障碍的政策选项,但其效果仍需验证。依照上述标准,批评泛安全化的重点在于指出风险与限制之间的失衡,并明确失衡出现在哪些对象、用途或实施环节。

五、

风险治理与创新发展需要程序保障

模型治理的制度目标,应当同时容纳有效的权利保护、必要的风险防范和正常的创新活动。技术贡献需要落实到算法、数据、训练、工程和应用等具体环节,不能按照国别预设。对不同国家、企业实施的同类行为,应在可比条件下采用一致标准;当授权范围、技术路径和使用目的存在差异时,也应允许相应区分。双向技术学习的存在,不能自动证明单一个案合法或违法,认定仍需回到具体事实上。

在企业层面,可以建立与项目规模及风险相适应的来源记录和授权管理机制,保存模型输出的取得方式、许可文件及训练用途等必要材料。平台则应清晰地说明使用条件与变更安排,从而提高异常检测的可解释程度,并提供申诉渠道。这些措施有助于核实行为、降低纠纷,但记录要求应避免过度收集敏感数据,也应考虑中小企业的实际负担。完整的研发记录可以支持技术核验,而无法单独解决公共权限或跨境管辖争议。

在公共治理层面,可根据处置强度设置分层证明要求。对异常活动开展调查,可以以合理线索为起点;对特定主体作出责任认定,需要依据能够复核的事实和归因依据;对行业或跨境活动施加更广泛限制,则应进一步说明公共风险、授权基础和替代方案。这里提出的是治理分析标准,具体法律上的证明要求仍取决于适用制度。措施影响越广、持续越久,说明理由、接受审查和纠正错误的要求就应越充分。

在程序上,应使被影响主体能够了解主要认定理由、提出反证并获得复核。当涉及商业秘密或安全敏感信息时,可探索适当的保密审查与独立技术评估。对于跨境争议,中美双方及相关行业主体可以从术语、证据格式、授权识别和风险测试等专业问题展开讨论,在具备条件时形成沟通安排。合作机制的作用在于降低事实争议和规则误解,既不能替代具体责任认定,也不宜预设单方接受另一方全部要求。

上述安排能够将发展能力与风险治理落实到不同但相互配合的制度条件。接口兼容、替代模型和持续的基础研究有助于降低单一来源依赖;来源核验、权限审查和申诉复核有助于明确使用责任。政策效果应通过资源可得性、迁移成本、风险变化与纠错情况加以评估;开放合作可以增加技术选择,合规治理可以提高交易预期,两者能否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取决于规则的具体设计与实施。

六、

结 语

“工业规模蒸馏”争议的关键,在于技术事实如何转化为企业责任、公共风险与限制依据。行为规模不能替代技术归因,合同争议不能直接生成公共管制权限,商业利益受损不能自行证明国家安全威胁,风险判断也不能免除措施的必要性与比例性检验。美国有关安全机构的公开表述呈现将模型竞争纳入国家安全议程的倾向,但对其是否构成泛安全化,仍需结合具体证据、适用范围和后续执行进行判断。对未经授权提取和真实风险予以治理,与审查过度限制具有共同的制度基础,即认定有证据、措施有权限、范围有边界、程序可纠错。只有逐项建立这些联系,才能使模型保护、创新竞争与国际合作获得更稳定的规则预期。

(本文刊登于《中国信息安全》杂志202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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