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熊菲
近年来，社交媒体应用在全球迅猛发展，在网络空间复制与重构社会关系上显现了巨大影响力。2016年，“‘剑桥分析’助选特朗普”和“英国脱欧公投”让美英等西方国家意识到借社交媒体操控舆论对国家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国家安全等均存在巨大危害，这些西方国家先后从战略和政策层面主动将社交媒体治理纳入政治进程，全球针对社交媒体治理的论调也因此出现显著转向。因此，研究全球社交媒体治理，认识社交媒体的发展给网络空间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对促进我国社交媒体治理创新具有现实意义。
一、社交媒体国际治理面临的挑战
2019年1月31日，全球知名社会化媒体传播公司We Are Social发布了最新《2019年全球数字报告》(Global Digital 2019 reports)。报告显示，全球社交媒体用户总数在2019年初已增长至近35亿，占全球互联网用户的79.7%。社交媒体在全球人口中的高渗透率，使之成为人类信息传递的重要渠道，重构了全球信息流动的图景。与此同时，社交媒体对国家、社会和个体层面的负面效应均也显现，且在近年表现得异常突出。
（一）社交媒体“假新闻”和舆论操控已对国家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近年来,诸如 Facebook、Twitter、YouTube 等社交媒体在各国的竞选投票中获得了广泛使用。伴随社交媒体作用的愈加突出,有策略的网络竞选方式开始浮出水面并逐渐获得候选人青睐,成为帮助其实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权力平衡目的的最佳手段。2016年，两场重要国际政治活动——“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2016年大选”，被公认深受社交媒体舆论操控之害，其幕后组织实施者有计划地借社交网络引导网络空间舆情、干预现实世界社情，进而影响社会心理、选举等重要政治活动，造成对现实社会活动的重大影响，达到政治干预目的。
（二）社交媒体扰乱既有社会信息传播秩序，成为部分国家政治博弈的重要手段。在由社交媒体编织而成的“后真相时代”，传统主流媒体长期奉为圭臬的“真相”快速被瓦解，而其中迅速崛起的网络水军却发展成各国政治博弈的重要力量。美国作为典型代表，一方面利用所掌握的网络水军制造舆论攻势，在国际上丑化别国形象；另一方面有针对性的向有关国家输出美国式“自由民主”价值观，为实施政治干预营造舆论环境。2018年7月，美国公共政策研究机构未来研究所（IFTF）下属的数字情报试验室发布报告，称美国、阿塞拜疆、厄瓜多尔、菲律宾、土耳其等七国政府利用网络暴力行为达成政治目的的事件。报告还称，这些国家将信息技术作为巩固政权和控制社会的手段，意在利用网络水军对付政敌和异议人士。
（三）社交媒体兼具私密性和公共性特征，对用户隐私的侵犯已超乎想象。事实上，在政治和商业的合谋之下，类似“剑桥分析”这类数据分析企业获取和使用用户信息的方式与意图早非罕事。曾经热极一时的舆情监测和用户画像，均是在大量采集用户数据基础上实现的，其底层则是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从浩如烟海的数据中精准识别个体及其背后的认知特征。由于社交网络具有数据类型丰富、体量巨大等特点，通过社交网络收集数据变成主要途径，导致行业内的乱象不断显现，比如：隐晦的隐私条款、不为人知的数据流转和共享、复杂的异库关联分析等，使得用户根本无法知晓在何时、何处、多大程度上被侵犯了隐私，以及将导致怎样的后果。
二、社交媒体国际治理的对策
伴随着社交媒体国际影响力和渗透力的持续增强，社交媒体在西方国家激发的乱象已让各国苦不堪言，比如：极端组织利用社交媒体宣扬恐怖思维，招募并鼓动支持者发动暴力袭击；坚持推行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的保守势力借社交媒体赋予的力量不断强大；西方传统的白人至上主义、美国例外主义、基督教保守主义、阴谋论、左翼社会主义等各种言论和思潮在社交平台聚集、传播、发酵,推动社会群体运动,影响国家政治格局；等等。如此，网络新环境对美西方国家的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均带来了严重的冲击。在应对恐怖主义和意识形态安全危机的双重压力下，西方各国政府和企业通力合作，采取协同行动打击社交媒体假新闻、极端和恐怖主义等内容。在政府层面，各国纷纷主动出击，采取设立专门机构、出台相关法规、加大技术研发等措施进行治理；在企业层面，各国互联网巨头分别投入了大量人力、技术和资金进行内容治理。整体来看，目前全球社交媒体治理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加强社交媒体使用的规范化管理。随着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出台相关管理政策促进其良性发展成为各国的首选。美国作为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源地， 拥有较为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和社交媒体监管手段，其中，美国政府在社交媒体使用方面的管理经验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一方面美国通过制定细化的法律，设立专门执法机构，调动各个部门联合行动，鼓励民众积极举报，来加强社交媒体的规范使用，比如：美国曾陆续颁布超过130项互联网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被认为是拥有互联网法律最多和最重视互联网管理的国家之一。另一方面，美国各行业会根据职业特征制定行业规范进行自我约束，强制从业人员必须严格遵守，比如：《美国陆军社交媒体手册》规定了军人使用社交媒体时的注意事项，《美联社员工使用社交媒体指南》规定了美联社员工使用社交媒体时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此外，在社交媒体账号的管理方面，美国也有法制方面的谋划。比如：纽约市政府颁布了《社交媒体应急草案》，要求政府社交媒体在使用中务必规范化。整体来看，随着社交媒体逐渐在西方各国影响力的加大，社交媒体账号本身的管理规范也随之不断加强。
（二）重视社交媒体的公共伦理与隐私权。西方各国在使用社交媒体的过程中格外重视公共伦理问题。多数政策性文件都有涉及社交媒体语言规范与公民隐私的条款。目前，各国在治理社交媒体隐私信息的保护上有三种做法，分别是：法律保护、自律保护和技术保护。美国主要采用政策性法律引导下的行业自律保护模式，比如：美国隐私在线联盟（OPA）的指引是自律组织指引的代表，“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虽不是OPA的直接公司成员，但必须接受OPA行业指引。欧盟主要采取立法规制的方式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数据信息，比如：2017年3月，欧洲消费者保护部门要求“脸书”、“谷歌”、“推特”等修改各自服务条款，否则将面临罚金处罚；同年9月，欧盟委员会针对“脸书”、“谷歌”、“推特”及“微软”公布了自我管理指导原则，加强对恐怖或种族主义、煽动暴力仇恨等不当内容的把关，同时警告如果上述社群及网络从业者未能符合要求，欧盟将立法强制执行，处以天价重罚。英国则认定个人可对自己的数据拥有更大掌控权，比如：用户可要求脸书等社交媒体平台删除一些自己以前发布的个人信息，且机构收集个人数据的过程也会被更严格的监管。
（三）重点关注社交媒体的网络安全问题。从伦敦骚乱、巴黎恐怖袭击到“占领华尔街”、土耳其军方政变，再到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公然利用游戏和社交媒体鼓吹极端思想拉拢年轻人，社交媒体所扮演的某些负面角色让许多国家感到不安。对此，各国政府在充分应用社交媒体的同时也不断强化社交媒体本身的安全监管。自2009年开始，美国就着手相关应对举措，先后设立了“社交网络监控中心”，专门监控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信息。2011年，美国提出了网络身份证国家战略，用以建设网络身份标识生态系统。联邦调查局则为其战略信息和行动中心配备社交媒体预警、制图、分析应用方案。2015年奥巴马签署《网络安全信息共享法案》，该法案允许美国国土安全部等情报机构向私营企业要求共享其用户信息和相关数据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近期，美国政府移民事务等部门还将社交媒体上的信息作为批准移民和入籍申请的参考，海关部门也要求外国入境游客提供个体的社交媒体账号。
三、社交媒体国际治理对我国的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必须统一谋划、统一部署、统一推进、统一实施。我们建设网络强国，在全面加强信息化建设、确保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构建网络社会治理体系、确保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不断增强网络安全保障能力”。网络安全联系着国家安全，而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面对社交媒体环境下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种种挑战，从维护国家安全、加强意识形态管控高度，以开放的心态对待新的历史风景，创新我国社交媒体治理模式和方法创新，提高网络社会治理能力，规避网络社会行为激励社会动荡，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
（一）社交媒体生态环境是党和政府执政必须面对和适应的新常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当今，社交媒体作为信息生产、消费的重要渠道，不仅形成了新的媒体格局，深深地影响着社会舆论环境，而且以强大的渗透和动员能力，影响着文化安全和政治生态环境。对此，各级党政部门和领导干部应高度重视，切不可等闲视之。当前，应认真学习和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想，提升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克服“本领恐慌”，成为运用现代传媒新手段新方法的“行家里手”。
（二）推进改革和社会公平是防范社交媒体时代政治风险的根本之道。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的首要战役，因此防范社交媒体时代的政治风险是我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当前，社交媒体对政治的渗透和影响日益突出，改变着各国民众政治参与的模式、国际政治的话语空间以及个体政治的行为能力，加剧全球的政治风险。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值改革攻坚期、经济调整期、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期，各种形势错综复杂多变，引发某些国家政权更迭的“导火索”也能在我国找到影子，比如：就业困难、腐败问题、贫富差距等。对此，应吸取近十年产生动荡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既要防控社交媒体在风险聚集、产生、传播等方面的危害，有要通过社交媒体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
(三) 注重运用社交媒体推动和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对网络社会的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社交媒体既是社会治理的渠道又是关注对象，党政部门须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要树立执政为民和信息公开的理念，主动利用网络媒体来公开信息，来服务群众，以提高网络社会治理水平。二是要树立疏导信息和平等对话的理念，面对各种舆情突发事件，领导干部要以平等的心态和开放的思维，用信息透明瓦解各种猜测，化解舆论危机。三是树立“社会减压阀”与“网上统一战线”的理念，发挥社交媒体这一社情民意的渠道作用，创新社会矛盾疏导机制，引导和疏导公众不良情绪，消弭矛盾，凝聚人心。四是通过各个部门的联动，形成全方位、全过程、多元化的社会治理方式。五是建立应对虚拟社会治理的科学治理体制、机制，如舆情检测和预警机制、引导机制、多部门联动机制等，不断提高对网络社会的治理水平。
（本文刊登于《中国信息安全》杂志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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