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 三十年后/编译自：《联合部队季刊》2019年第3季度第94期

【知远导读】国防部情报领导人必须促进对存在于国防部之内更广泛的全源分析体系的共同理解。文章中提出的广泛框架旨在推动对解决军事和文职分析人员之间的培训差距和互操作性问题的新思路。就改进这些问题，文章提出了三项建议：一是对文职和军事分析人员开展多种分析方法的交叉培训；二是设立一个项目，为战场上分析军事行动的文职人员和支持地区作战指挥官的情报人员提供短期参与的机会；三是扩大目前情报界中文职人员的联合服务项目。

本文作者詹姆斯·库恩是一名战略情报官员，现为美国国防情报局某分支机构负责人。推送部分为节选，文章全文长约11000字，希望阅读完整版本的读者请登录知远官网http://www.knowfar.org.cn/查询或联系010-68186991。

美国国防部是一个分层级的机构，在战术、战役和战略层面上有并行的计划和执行周期。这些循环也存在于国防全源情报分析中。每一层级的分析都是独一无二的，需要专门的训练和经验才能真正掌握。目前，还没有一个共同的框架能够充分解释各个作战级别全源分析之间的差异。在缺乏这样一个框架的情况下，领导者缺乏以一种全面可视化的方法，去识别整个国防部情报分析人员在训练上的缺口和互操作方面的问题。因此，他们错过了优化分析人员从业和职业发展的机会。

在联合和战略情报组织的多样性结构中，显然需要一个共同的框架。美国国防情报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DIA）、联合参谋部（Joint Staff）、作战司令部（combatant commands，CCMDs）和各军种情报中心的军事、文职分析人员有着显著的融合性。对于大多数军官来说，当他们在各自军种的文化中被彻底灌输了战术和战役层级的知识之后，第一次执行联合任务或战略任务通常发生在职业生涯中期（晋升为少校或中校时）。同样，主要在战略层级工作的文职分析人员也越来越多地被要求填补战役级别联合特遣部队（joint task forces，JTFs）中的职位，参与作战行动。当军事和文职分析人员参与这些转变时，他们很快意识到在国防部的各个层级有着明显的文化和理论差异。当转换时，一个清晰、通用的参考框架对于促进互操作性和少走初始学习的弯路至关重要。

当前的研究文献中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虽然不乏情报分析方面的文章，但现有的文献大多集中在仅适用于一到两个作战级别的特定主题上。情报专业人员必须综合大量的文档，获得对国防部全源情报分析现状的整体理解。造成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是分析人员通常只在一个特定的层级上发展专业知识。这种情况可能导致错误的假设，即每个级别的全源分析都具有相同的属性而没有根本的区别。《联合出版物2-01（Joint Publication 2-01）：联合和国家情报对军事行动的支持（Joint and National Intelligence Support to Military Operations）》，以及诸如陆军的《野战手册2-0（Field Manual 2-0）：情报（Intelligence）》等各军种的出版物，为了解每个层级的情报提供了有用的起点。这篇文章的目的是针对每个作战层级的国防全源情报分析，提供清晰度和洞察力之间更大的差异。

国防情报全源分析体系

国防情报局局长是国防部的高级情报官员，直接向国防部负责情报的文职副部长（civilian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Intelligence）报告。该局长管理着隶属于国家情报计划（National Intelligence Program，NIP）的总体国防情报计划（General Defense Intelligence Program，GDIP）的预算。国家情报计划最终由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ODNI）控制。国防情报局局长还负责管理更广泛的军事情报项目（Military Intelligence Program，MIP）预算中国防情报局所负责的部分，该预算由国防部长办公室（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OSD）控制。国防情报局局长所管理的这两项预算是国防情报全源分析体系（Defense Intelligence All-Source Analysis Enterprise，DIAAE）的重要组成部分。组成该体系的机构包括涵盖了联合参谋部情报部门（J2）的国防情报局、作战司令部的联合情报行动中心（Joint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Centers，JIOCs）和4个军种的情报中心。这些机构被授权向国防部提供关于战略情报问题的官方分析。

全源分析体系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分析机构与国防部关键决策者的联合。国防情报局拥有广泛的客户，但正如现任国防情报局局长、陆军中将罗伯特·阿什利（Lieutenant General Robert Ashley）在2018年9月所说：“我的核心任务是确保国防部长永远不会感到意外。”联合参谋部情报部门直接支持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作战司令部联合情报行动中心支持各自的作战指挥官，4个军种的情报中心支持各自军种的领导。来自这些机构的分析人员根据各自主要用户的独特决策需求提供战略级别的评估。

除了支持其主要用户外，每个分析机构还对更广泛的体系负有额外的责任。根据《国防部指示5105.21（DOD Instruction 5105.21）：国防情报机构（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国防情报局局长负责为该体系建立“统一的产品框架”和“确定、分配全源情报分析的职责”。例如陆军的国家地面情报中心（National Ground Intelligence Center，NGIC）是4个军种情报中心之一，它既负责响应陆军部（Department of the Army）的情报需求，又担任外军地面部队情报分析系统指定的负责人。因此，国防情报局局长作为全源分析体系的领导者，利用每个机构现有的使命和独特的优势来提供更广泛的服务。

这种安排为每个分析机构创建了多条责任链。机构必须在直接支持它们主要用户的同时，为更广泛体系的产品需求做出贡献。在很多情况下，这两个职责重叠。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主要用户的需求可能与更广泛体系的需求不一致。例如，针对一个主要影响作战指挥行动的主题，某个指挥官可以指示联合情报行动中心对其进行优先评估。与此同时，联合情报行动中心可能负责为国防情报局所领导的体系产品提供分析，而该产品最终将在整个跨机构的社区中传播给不同的受众。因此该产品可能仅与作战指挥官的任务相关，但由于作战司令部联合情报行动中心在体系中被指定了角色，它可能需要联合情报行动中心的参与。

体系内部管理职能的存在，使责任制度更加复杂。作为国防部负责全源分析的职能管理人员，国防情报局局长担负双重职责。这一职能管理责任所拥有的权力并不包括通过指挥任何任务或雇佣分析人员来满足情报需求。这种权力仍然属于每个分析机构的指挥官和主管。这种安排类似于军种首长和作战指挥官之间的关系。各军种的首长负责组建和维持这支部队，而作战指挥官则负责使用这支部队。类似地，国防情报局分析主任（director for analysis）负责为体系中的机构培训和提供分析人员，而每个机构的指挥链保留对特定分析人员的管理和任务授权。

众议院军事小组委员会（House Armed Services Subcommittee）在2017年2月举行的听证会支持这一类比。现任国防情报局分析主任尼尔·威利（Neil Wiley）总结了他的职责，告诉国会议员，他“对国防情报局、军种情报中心和作战司令部分析、输出的一致性、质量和完整性负责”。在后来的听证会上，威利澄清了自己的角色，他说，“我们感兴趣的是分析过程的一致性、完整性和公正性，而不是实际的分析结果。”在同一场听证会上，陆军少将马克·昆托克（Major General Mark Quantock）和中央司令部的情报部门（J2 of U.S. Central Command）表示：“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在作战司令部工作的国防情报局分析人员为作战指挥官工作；他们为情报部门工作。”

军种——保留功能

在国防情报全源分析体系中的4个军种情报中心具有代表性，但并不是所有军种的全源分析功能都被认为是该体系的一部分。每个军种维护其内部战术和战役级别的分析能力。在《国防部指示3115.17：国防部全源分析的管理与监督（Management and Oversight of DOD All-Source Analysis）》中有一项长期授权，用于维持“满足特定军种情报需求所需的情报能力”。这些能力是应对危机的临时联合特遣部队的情报来源。它们被设计用于支持战场上当地指挥官的需求，而不是国防情报局局长管理权限下的战略需求。

体系和军种保留能力之间的区别反映了国防部深思熟虑的制度设计。这种机构设计部分是由于独立的资金来源所决定的，这些资金来源决定了活动是支持情报界（Intelligence Community，IC）、国防部还是军种级别的任务。全源分析体系所负责战略分析任务的很大一部分经费是由国防情报局局长管理的预算来提供资金，要么是总体国防情报计划，要么是国防情报局军事情报项目。相比之下，军种保留的情报能力主要是通过由各自军种所控制的独立的军事情报项目资金，而不是国防情报局局长。一般来说，总体国防情报计划为更广泛的情报界的活动提供支持资金，而军事情报项目为国防部或军种特有的活动提供资金。

除了资金来源外，每个作战级别独特的情报需求也影响着组成国防部全源分析体系的机构。支持战略领导人决策的评估常常不足以帮助战术和战役指挥官在作战中使用部队。描述战略防御问题所需知识上的严谨性，与充分、详细地描述敌军以实现作战计划和目标时所需要的直觉有着根本的不同。此外，时间范围在每个层级上都有显著的不同，较低层级的分析侧重于时间较短的问题，其本质上更加实际，而不是概念性的。这些差异使得决策者需要专门的、有针对性的分析提供支持。

这一现实迫使各军种投入大量资源来建立和维护整建制情报能力，优化战场上的应用。国防部大多数情报分析员是军事人员，他们原来在各自的军种从事着战术和战役层级的工作。在陆军中，这些能力的很大一部分存在于战术编队中。营级及以上的每个陆军单位都有自己的情报参谋军官（S2）或情报部门（G2），主要（但不完全）由全源分析人员组成。此外，陆军所有旅级战斗队都有一个具备分析和收集能力的整建制军事情报连（military intelligence company）。这支部队在战术层面的设计旨在确保战场上最低的自给自足水平，同时为部队在部署之前增加额外的能力奠定基础。

这些军种还在战役级别维护重要的分析功能。例如，情报与安全司令部（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Command，INSCOM）是陆军的战役级情报部队，由17个下属单位组成，人员分布在全世界180个地点。情报与安全司令部下属的战区情报旅（theater intelligence brigades）为隶属于每个地理作战司令部的陆军军种组成司令部（Army Service Component Commands，ASCCs）的分析和控制单元提供人员。为了支持低于陆军军种组成司令部级别的编队，陆军设有远征军事情报旅（expeditionary military intelligence brigades），分别与陆军三个军的总部结盟。总的来说，陆军在各个层级都有重要的情报收集和分析能力。

这些军种保留的情报能力与那些满足国防部战略需求的体系能力采用的是不同范式。他们被认为是地区指挥官战场“军火库”的一部分，在概念上与装甲或火炮没有区别。情报是评估军事单位战斗力的七个核心基础之一。其他联合功能包括指挥控制、信息、火力、机动、防护和保障。战略分析人员在战争及和平时期都有现实的培训需求，而许多军种的分析人员被认为是战时资产，他们主要关注的是训练和未部署时的准备情况。

与战略分析机构相比，军种保留的情报能力不那么集中，而是分布在战术和战役编队中。例如，陆军中关键的情报领导人有些不是情报官员的主管。作为情报参谋军官或情报部门，最终为来自他们所在部队主要业务领域的指挥官工作。类似地，军事情报连的指挥官被编入旅战斗队，并不是为负责情报的营级指挥官工作。即使在更高的层级，这个模式也适用。情报与安全司令部下属战区情报旅的指挥官接受各自战区陆军指挥官、陆军军种组成司令部指挥官的作战控制。在战术和战役层面，情报通常被认为是在军事指挥官控制下的联合军事小组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集中在大型作战融合中心的独立能力，不需要直接对传统的决策者做出反应。

训练和流程

国防部的全源分析人员是根据特定军种的标准或国防情报局的谍报技术标准来进行培训的。这些标准并不统一，因为它们反映了不同军种的任务和每个作战阶段的独特分析需求。各军种负责向各自的分析人员提供初步训练，重点是在特定的作战领域进行战术操作。例如在陆军中，一名身穿制服的分析人员最初的训练几乎完全集中在地面战术情报上。在海军，最初的训练可以包括图像分析、目标支持和为海上作战量身定制的全源分析。在战略层面，国防情报局的文职分析人员接受的谍报训练主要是为战略层面的应用而设计的。

各军种向现役分析人员和情报官员讲授战场情报准备（intelligence preparation of the battlefield，IPB）的流程，这是许多战术编队主要使用的分析工具。根据《陆军技术出版物2-01.3（Army Techniques Publication2-01.3）：战场情报准备》，这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在一个感兴趣的领域分析敌人、地形、天气和民事考虑等任务变量，确定其对行动的影响。”战场情报准备分四步进行，最终形成多个敌方行动路线和相关的高价值目标，作为单独规划和确定打击目标过程的输入信息。分析人员还将识别敌人行动路线之间的独特差异，并将这些差异转化为收集的指标。收集这些独特的指标，将有助于确认或否定哪些经过评估的、敌人正在积极采取步骤执行的行动路线。军种根据其独特的作战需求对战场情报准备展开不同的应用，但是底层的流程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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