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约助理秘书长安东尼奥·米西罗利（Antonio Missiroli）撰文称，当前新兴技术呈指数级发展，影响着现实空间、网络空间、媒体空间在内的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模式不同，新兴技术主要发端于商业领域，在全球普遍适用后再溢出到军事领域，以网络空间武器化趋势为代表的技术演进促进了武器的全球化、社会化、全民化发展。新兴技术带来了新的军事革命，为新型战争开辟了新的空间，并对威慑、国防和整体安全带来不可预测的影响。奇安网情局翻译文章全文，供读者参考。
指数级的技术进步正在影响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数字领域。技术进步主要发端于商业领域，导致了技术的民主化，而这同时也可能被武器化。技术发展同时也给军事应用带来新困境。
2017年9月，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莫斯科对学生发表著名演讲指出，引领人工智能（AI）研究的国家“将主宰世界”。
几个月后，普京在国家杜马（Duma）发表总统致辞宣布，俄罗斯完成了新型高超音速滑行飞行器的测试，并且即将开始生产（该技术能够大大减少到达目标所需时间，并且能够装载常规弹头和核弹头）。
2019年9月，也门胡塞武装宣称，在击败沙特防空系统后，对沙特阿拉伯两个石油生产设施发动首次已知的协调性大规模无人机峰群袭击。
此外，在最近发生的新冠疫情全球危机中，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通过社交媒体进行的心理和虚假信息作战造成了破坏性甚至颠覆性的影响，更不用说无处不在的基于鱼叉式钓鱼的间谍活动，甚至对医疗设施的直接网络攻击。
简而言之，在国家和多边层面，新兴和潜在破坏性技术都在极大地挑战着威慑、国防以及更广泛的安全政策的构想和实施方式。
无人机群中的机器能够相互决策。这项新技术使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都有能力在战场上以及对平民和关键基础设施造成破坏。
技术与战争
从石器时代到广岛核爆炸，技术对战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时甚至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反过来，战争经常促进了技术随后应用于平民生活。人类对物质世界有目的的操纵一直都是双重用途（从狩猎工具到船只，从炸药到内燃机，从铁路到卫星），如古代战车、桨帆船、机械车辆和飞机等平台。基于科学的工程始终被用于战争，从防御工事到火炮，从通信到监视。不过，国家资助的用于军事目的的系统性技术研发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在冷战时期达到顶峰。
经验丰富的指挥官将技术驾驭为战争的力量倍增器，从而对敌方造成更多伤害，或限制己方所受伤害。纵观历史，技术优势通常有助于赢得胜利，但不能确保胜利：水平相当的对手常常设法匹配和对抗战术优势，即使在同一冲突中，明显处于技术劣势的对手通常（有时成功地）采用“非对称”策略来应对。换句话说，技术在战争中所产生的价值始终与对手的能力有关。
然而，我们当下正在经历的，至少从1990年代以来，是指数级的技术进步，它正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不仅是或主要是军事领域。在威慑和国防领域，信息通信和技术（ICT）的开发和应用导致了精确制导武器和所谓的“网络中心”战争（此概念最初被称为又一次“军事革命”）。之前发生的“军事革命”包括：古代的战车、近代初的火药、工业革命后的机械化部队以及二战以来的核武器的相继问世。不过，从现在情况看来，虽然“网络中心”战争发展很快，与其说这是一场革命，不如说是一个渐变的、递增的转型过程。然而，它仍将对整个威慑、国防和整体安全带来不可预测的影响。
“网络中心战”源于数字领域的发展。各平台链接入一个共享网络，从而促进了信息交换，提高了态势感知能力，并实现了快速决策和响应。
正如以前的演进（革命）一样，当前技术革命将极大地改变全球力量平衡。这不仅是像以前帝国、城市国家或民族国家间的平衡，还是行为者内外的平衡，例如大型科技公司开始培养与国家相关联的力量甚至地位。实际上，21世纪见证了一次独特的技术的加速发展—归因于商业领域，尤其是数字领域—越来越密集的网络得以创建，所有领域的社会活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进行实时连接。结果，易于获取且巧妙运用和组合的新技术为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提供了广泛的新工具，从而可以施加几十年前根本无法想象的更大范围的损害和破坏，不仅是对传统战场上的超级军事力量，还包括平民和关键基础设施。
此外，这些技术中的大多数（可能不包括隐形和超音速系统）源自一种根本不同于传统国防工业模型或“复合体”的生态系统。传统模式基于自上而下的长期能力规划和发展、寡头供应（获得非价格竞争的少数卖家）以及单一需求（单一买家）。因此，过去，军事研发产生了诸如雷达、喷气式发动机或核能之类的技术，后来经过商业化改造得以民用。与此形成对比，新兴技术自下而上开发，从开发到投放市场时间极短：只有在吸引全球数百万消费者并产生网络效应之后，才能够军民两用，以此“武器化”。
军民两用创新载体已发生重大转变，溢出和附带效应主要来自于民用领域。如今，科技投资主要由国家和全球性商业市场驱动，其支出规模使国防专用的科技支出相形见绌，从而导致国防完全依赖于民用和市场发展技术领域的崛起。新的超级大国（和“超级影响者”）是来自美国西海岸和中国大陆的大型私人高科技消费巨头。
远程控制和管控缺乏
尤其是，最新的技术突破促进所谓“防区外（standoff）” 武器的发展和民主化，即武器的发射距离足以让攻击者躲避目标地区的防御性火力攻击。当然，将军事职能委派和外包给辅助人员、雇佣兵、私掠者、叛乱分子或承包商（最近被称为“代理战争”）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过，新技术正在挑战委派与控制间的基本权衡，并通过使人们有可能在远距离操作无人平台产生新的困境。首先是侦察和监视，然后是执行惩罚和斩首任务。尽管这些新武器并不代表首次在战争中将机器用作代理（巡航导弹也达到了类似的目的），但这些新武器也提供了无与伦比的隐蔽性（低曝光度，在国内也是如此）和可否认性，尤其是面对国际社会。
最重要的是，有些新技术现在很容易在商业市场获得，操作也相对简单，进一步打破了国家对武器及其合法使用权的传统垄断，从而为新型战争开辟了新“空间”。这些新技术已经被运用于海外（反）恐怖主义和（反）叛乱行动中，此外在城市环境也可以轻松部署，并且可能搭载化学剂、生物剂或放射剂。实际上，对于所有这些情况，使用机会和意图都是至关重要的，这将降低使用门槛并扩大使用范围。
就基于网络空间的武器而言，当被用于从事破坏活动（网络攻击）和颠覆活动（假信息和扰乱活动），而不是间谍活动时，其胁迫和破坏作用会更进一步，同时却能保持隐蔽性和可否认性。因为其在一种完全人工制造且疏于管制的环境下进行操作，该环境的运作完全依赖技术。数字武器确实可以在不诉诸直接物理暴力的情况下达到与战争相当的战略效果，而大多数专家认为狭义的网络“战争”是一个牵强附会的场景。与核武器正相反，使用数字武器不是用于威慑，而是用于实际甚至持续用途，其可以被国家、代理人以及私营组织不受地理或管辖范围限制地加以运用：溯源很困难，惩罚有风险。
媒体空间已成为另一个战场，这里已成为一个跨国的全球性公共领域，正确与错误、胜利与失败（所谓的“观众效应”）的见解在其中被光速塑造和加强。社交媒体可能尚未实现军事化，但肯定已被武器化。军人确实使用了社交媒体，并且容易遭受敌对活动。人们给这种新竞赛取名为“开源战争”，个人公民和消费者无意识地在其中或多或少充当了助推器的角色。实际上，虽然网络破坏活动需要高水平的专业知识和相对较少的人力，网络颠覆活动设计要简单得多，但需要大量用户传播内容。在综合战略中将所有这些技术与战术上的变化相结合，已被概念化为“混合”战争—或者说，当其处于武装冲突水平以下时，仅仅是恶意活动。
最后，至少到目前为止，太空仍然不受这些趋势的影响，这是基于1967年《外层空间条约》规定以及使用武力的固有风险，例如碎片。外层的技术发展一直集中在促进地面（主要是用于广播和导航的卫星通信）的活动，既用于公众行为者，目前也越来越多地用于私营行为者，所有这些都产生了民主化效果。强力国家的确使太空部分军事化，目前有更多的国家（也归功于技术变革）有能力参与竞争。然而，由于在太空尚无经过充分测试的军事活动交战协议或规则，基于太空的资产武器化似乎还不太可能。
智能机器及其范围
进入人工智能（AI）、机器学习和自主（autonomy）技术（尽管量子计算可能会带来更大的破坏性，但量子计算可能仍然遥遥无期）。人工智能的概念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初，但技术进步十分缓慢，直到过去十年情况才发生了改变。接着出现了三大变化：处理器小型化提高了计算力；移动和连接设备的普及助力生成大量数据；最后，利用机器学习（尤其是神经网络）的新型算法应用提高了机器的整体能力。
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与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合作开发的X-47B无人战斗机是半自主的
在公共健康和诊断领域（例如癌症研究）中，这些技术发展已证明了其价值和益处是无可争议。然而在安全和国防领域，尚无定论：特别是，全自动武器系统前景引发了许多道德、法律和作战问题。
武器系统“自治”在国际上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基于其可接受程度产生了不同的解读。除其他事项外，由此引发的辩论促使2016年在联合国成立了一个关于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LAWS）的政府专家小组。不过，该小组尚未达成一致结论。部分原因是由于当前的战略形势和技术“地缘政治”。许多开发上述系统的国家对制定法规没有兴趣，他们相信自己仍然可以获得压倒其他国家的技术优势。然而，原因也包括“自治”是一个相对概念的事实。
很少有分析家会争辩说，在战术环境受损的情况下，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对于无人驾驶平台保持为可存活的作战工具至关重要。此外，自主武器系统（例如地雷）早就存在，并且自主系统已被用于民用和部队防护，从以色列的“铁穹”导弹防御系统到舰载传感器火炮。除了极少数例外，当前武器系统至多是半自主的。而且，此类武器往往非常昂贵，因此几乎不消耗。
技术和作战因素仍然限制了LAWS的使用范围：尽管攻击目标变得越来越容易，但计算失误、影响升级和责任缺乏的风险（所有这些都可能挑战既定的国际准则和武装冲突法）似乎都有利于人为控制。但是，利用暂时性的技术优势先发制人的诱惑依然存在，并且并非所有行为者都会遵循相同的道德和法律规则。
此外，除了传统的军事领域以外，近期在语音和面部识别方面的突破（严重依赖于AI）可能会进一步刺激颠覆活动，越来越复杂的自适应恶意软件设计可能会加剧破坏活动。那些可以确定此类活动背后的基础设施和标准的国家将获得战略优势。
但是，借鉴医学研究领域的应用情况，人工智能还可以用于检测、模式识别和仿真目的，所有这些都对反恐、民防、灾难响应以军备控制（监视和验证）等领域至关重要。量身定制的AI应用程序确实可以提供更好的情报、态势感知、分析和决策。AI还可以用于已在商业领域普及的实际应用，例如更高效的物流或设备的预测性维护，这些都在军事中发挥重要作用。
人工智能的所有应用都可以分为七个常见模式
此外，大多数专家强调了AI领域的重要区别。因此，狭义AI是指单一用途系统，即在一个领域可以极为出色地执行独特任务，但在陌生场景或其他应用中几乎无用的机器。相比之下，广义AI是指无需进行明确的编程和培训即可开展大量多维活动的能力，而这种能力被认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可预见的未来，狭义AI的潜在军事应用范围似乎相当有吸引力。不过，投资将取决于是否准备好承担有限公共预算下的财务风险，并且可能会与其他现代化和作战优先事项相权衡。技术在这里既是福音也是祸根，劳动替代技术遭遇反对意见大于许可意见的历史模式重现也并非不可能。
过去，为控制某些军事技术（从化学、生物、放射和核能制剂到地雷，从致盲激光器到导弹防御系统）的扩散、生产、发展或运用，国际社会所做的努力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四个截然不同却可能交叉重叠因素的推动，即道德性、合法性、稳定性和安全性。AI可能的军事用途引起了所有四个方面的关注。过去，通过某些规范的制度化，这些新领域显然不可避免的军备竞赛被减缓甚至停止。上述规范通常在这些技术达到一定成熟度后实现，并且通常由来自政府和/或学术界的相关专家团体倡导、发起甚至起草。
然而，作为通用技术，人工智能技术非常独特，参与AI开发和应用的专家团体也是如此。然而，令人鼓舞的是，许多国家（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框架内的国家）以及IBM、Microsoft和Google等公司最近都提出了共同的AI行为守则—甚至公开表达自己的原则，例如五角大楼—尤其是关于其军事和道德影响。
换句话说，这些新兴技术的军备竞赛风险毫无疑问地存在，连同亨利·基辛格、斯蒂芬·霍金和埃隆·马斯克等人所表达的更为普遍的担忧，即滥用AI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不过，人们希望这样的技术仍可被引导到破坏性较小的应用中，最终被归为类似于毒气或反卫星武器的类别。这样的话，强国至少在军事上不会相互攻击，弱国或非国家行为者可能仍会发起攻击，但收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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