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4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布报告《加密战争已经结束》。报告指出，围绕“公民可以使用什么样的加密、在什么情况下执法机构能够访问公民的加密信息”的问题，争论已持续了近三十年；但随着端到端加密服务的出现，执法机构获得访问用户数据的难度加大，争论的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隐私自由与公共利益的冲突日益凸显。报告的主要内容分为四部分：

一、加密争议的焦点

政府当然支持使用加密进行数据保护，争论在于应该允许什么样的加密，或者说在什么条件下政府机构可以访问加密的数据，是“端到端”加密还是“可恢复”加密。可恢复加密是指不用获得用户的知情，第三方可以为加密的数据(明文)提供访问。端到端加密是指只有发送方和接收方才能访问被传输的数据。很显然，虽然执法机构对端到端加密的获得可以做到，即使它更加困难和昂贵，但执法机构仍反对使用端到端加密,因为它削弱了执法机构进行电子监控的能力。执法机构更喜欢可恢复加密,这样在取得法院同意后就可以要求网络运营商、服务商或制造商等第三方提供数据明文。其实许多大公司已经在使用可恢复加密,这样他们就可以看到员工在做什么,并确保其遵守法规,但越来越多的人在使用端到端加密。

二、后门

后门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为推进互联网技术应用,克林顿政府鼓励豁免供应商的责任，同时美国政府放松了对加密方式的限制。关于加密的争论在互联网早期是不存在的，虽然加密可以为数据提供保护，但大多数人并不使用加密,当时所有人都低估了网络带来的风险。然而，现在我们知道，互联网在给人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最严重的危害行为。早期，联邦调查局(FBI)想要的是能协助执法的数据通信技术，而不是后门，因为更加担心俄罗斯也会采用加密技术来规避窃听，于是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提出了加密芯片的办法，这将允许他们能够“合法的访问”，后门从此打开。随着加密技术的发展以及智能手机的普及，人们能够容易使用端到端加密技术，以更好地保护数据安全。端到端加密使传统的通信监控措施很难奏效，虽然可以采用其他办法来获得数据，但更加昂贵和困难。为解决执法和加密之间的矛盾，最近SolarWinds提供了一个在设备和端到端加密之间的进行平衡的解决方案。

三、隐私与人权

端到端加密存在的争议之一是其为罪犯、恐怖分子及儿童色情信息的隐私提供了保护。抛开加密是否能保护隐私的争论，即使你的智能手机等移动设备使用了端到端加密，在服务商提供服务的条款中，诸如定位等服务如果你没有关闭，一些私人机构依然能够轻易的获取相关隐私，因此，提倡自由使用端到端加密并不是真正为了保护隐私，而是反对政府监控。端到端加密其实是上世纪70年代民权运动的遗留观念，即使现在因为保护公众利益的需要允许合法监视，但大多数人并不相信政府。隐私一词并没有出现在美国宪法，但宪法保护公民免受不合理的信息搜索的人权，除非依照国会通过的法律和法院批准。经验表明，加密并不能保护人权，因为如果警察不讲人权，即使加密后无法读取你的信息，但可以暴力执法、可以在你的房屋或汽车安装窃听设备等。问题的核心是法治，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用法治保护基本权利，公共机构能够执行法律，公众能够监督和控制公共机构，不负责任的自由主义和犬儒主义只会让人权面临更大风险。

四、没有人能得到他想要的一切

替代技术为解决端到端加密的争议提供了一个潜在的解决方案。例如在圣贝纳迪诺恐怖袭击案中，执法机构对袭击案中使用加密的手机进行数据恢复，但开发的科技公司并不愿提供技术帮助，科技公司常担心与美国执法机构合作会提高海外客户的担忧，也不愿承担向执法机构提供合作的费用。在圣贝纳迪诺恐怖袭击案中，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最终变成了一家科技公司，专门从事在没有制造商的援助下破解加密和访问加密的数据。这种解密服务被呼吁禁止使用，但使用解密服务要经过法院批准。因此，禁止使用解密服务没有意义。要求加密服务者协助执法与执法保障和监督之间的妥协法案在国会通过的可能性很低，有些人担心可能存在风险。最坏的情况下，可能会禁止端到端加密,或者至少能够获得端到端加密的数据。没有人能够替代政府保护公民，即使每个人都有使用加密的权利,但是真正保护公民自由的方式是维护执法机构对犯罪、恐怖主义、或煽动叛乱的执法能力。选择一个合理限制的加密是生活在一个数字世界的自然状态，虽然主张使用加密是一个神圣的权利，但不允许执法追索权意味着个人自由应该优先于公共利益，这不是制宪者的立法本意，而是应该创造一个合理的、在权利和责任之间的平衡。

（注：本文所表达的观点，并不代表本编辑部观点，仅供参考）

本期作者：李元元，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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