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北京印刷学院教授 吕宇翔、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 沈爰孝 张拓
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如果说生物多样性是生物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那么文化多样性则是生活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人类的活动模式与价值观念的总和。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同群体面对复杂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他们的生存方式与生活进程都会以不同的形式体现出来，如基因一样刻画在人们的观念与行为中，也因此形成了人类文化的不同传承。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速，特别是网络时代的到来，由文化多样性引发的冲突也在不断地加剧。互联网的开放、自由与匿名等特性，使不同形式的内容生产变得更加容易，这既为文化多样性的展示提供了广阔的场域，也扩展了多样文化和多元思潮的争鸣空间，同时带来了更加深刻的文化冲突。
一、网络文化多样性与网络文化安全息息相关
作为虚拟空间的存在，网络世界具有史无前例的开放性和自由性。依托互联网技术和通信技术的结合，网络构建出极广的思想承载空间、信息流动空间和文化发展空间，实现了高速的文化传播和思潮扩散。也正是在这样的技术加持下，原本因时间空间等物理因素隔离开的不同文化形态得以渗透交融，原本因参与人数不多社会能见度不高的群体文化得以快速成长。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从全球发展角度出发，重点关注国家之间因文化差异构成的多样性，强调“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基本特征”和“共同遗产”这两个核心。学界一直以来的研究也指出，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抵制同质化冲动、鼓励文化共存的社会更有可能减少文化冲突。因此，在不同层面网络文化治理的行动中，各方都非常重视文化多样性在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小众文化的推广传播、新兴理念的社会创新，以及多元文化的共融共生等方面所起到积极的社会价值。
从积极方面看，网络文化的多样性丰富了文化产业的业态，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带动了世界范围的文化传播，推动各国广泛借鉴和吸收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为世界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和形式；促进了教育和学习方式的变革，强调开放性与包容性的理念，将教与学的视野拓展至更广阔的空间；推动了社会民主的建设，使更多人愿意参与社会问题的讨论，增加了解决社会问题的积极性。
文化多样性的实质是价值观的多样性。由于价值观的差异，必然伴随各种各样的冲突与挑战。互联网打破了传统世界国家与地区的边界，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主流价值体系都面临被削弱的风险。在文化多样性的表征之下，消费主义、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女权主义等社会思潮此起彼伏，诸多亚文化在表达与释放年轻人活力的同时，也在解构社会主流的价值观。资本逻辑下的网络亚文化以极端的娱乐属性吸引着观众的目光，扭曲甚至消解了传统的价值理性。
在此背景下，人类社会原有的民族文化与宗教文化冲突，现实世界因贫富、性别等差异带来的观念冲突，以及网络环境兴起的网络民粹主义、网络极端主义、网络历史虚无主义等文化现象不断出现，并不断演变为网络暴力和网络恐怖主义等危害人类社会的现实行为。2019 年 3 月，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两座清真寺遭到了严重枪击事件，一名极端的反穆斯林者和种族主义者通过社交网络直播了袭击过程，该事件造成 51 人死亡和 50 人受伤。
二、内容安全是网络治理的重要维度
由于价值观的差异，文明和文化的冲突必然存在。在网络世界这样的冲突全面体现在多样化内容的策划、生产、传播和消费过程中。正是信息内容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构成了网络世界复杂的文化生态，同时也带来了多样化的冲突和挑战。对世界不同国家来说，维护自身文化的主流地位，使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免于威胁或危险的状态，已不仅仅是信息安全体系的重要内容，更是维护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保证。
（一）内容安全是网络治理的关键内涵之一
从政治角度看，虚假的政治偏见、难以防控的“政治动员”、煽动性言论与网络谣言等，将直接挑战主流文化、政府权威、国家形象，危害政治稳定。在信息全球化进程中夹杂的经济霸权、技术霸权和文化霸权，都可能通过网络内容影响受众并控制人们的心灵，甚至改变世界现有格局。在互联网行业，拥有传统经济霸权和技术霸权的西方发达国家拥有巨大的先发优势，长期占据互联网传播领域的技术高地，互联网上接近 60% 的信息是英语信息。西方发达国家得凭借其“网络霸主”和“信息强势”地位，利用互联网的即时、交互、隐蔽的特点，在虚拟社会设置意识形态议题，潜移默化地推销和渗透西方核心价值观。
从宗教信仰角度看，不同的宗教或宗教派别间本来就有各种各样的冲突，而借助互联网的传教和私密的宗教渗透，则会进一步瓦解人们原有的信仰，进而引发新的冲突。一些非法的宗教渗透利用民众的好奇心理，通过隐蔽的内容和隐蔽的过程，将宗教包装成“独特的精神追求”，达到洗脑目的。例如，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IS）曾大量运用 Facebook、Twitter、YouTube 等网络手段，甚至研发自己的 App，通过网络内容生产扩大其全球影响力，招募世界各地的追随者，发动“互联网圣战”和恐怖袭击。
从信息安全角度看，互联网传递的内容，包含大量的用户身份信息和交易信息，甚至国家重要数据。通过网络窃取泄露个人及公共数据，不但会给个人生活带来巨大的不便，还可能进一步危害整个社会安全。例如，网络人肉搜索和“饭圈”乱象，不但存在挑动对立、侮辱诽谤、恶意营销等行为，严重破坏了网络环境，同时，还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不利影响。此外，在剑桥分析事件中，有 8700 万用户的数据被泄露给政治咨询公司剑桥分析，并被指用于在 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时支持特朗普。
（二）内容安全成为网络治理的重要维度
随着互联网不断成长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许多人类社会的单元被整合到线上，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宗教等。这些文化现象在线上线下的联动中发挥跨越国家和地域的影响力。然而，无论是什么样的网络文化，都需要通过多种多样的内容形式得以呈现和传播。因此，内容安全成为现代社会网络治理的重要维度之一。
首先，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很容易消解共同的价值原则，削弱社会的总体认同感，增加人们交流的不信任度，严重阻碍正常的社会交往，甚至导致不同文化群体间的敌视和对立，加剧社会的分裂。
其次，文化冲突会消解主导价值，引发道德问题，人们的行为规范和行事原则也将走向多样化，从而导致人们价值观的混乱和价值选择的困惑，整个社会的道德感也将不断弱化甚至走向滑坡，各种违背道德的事件将越来越多。
再次，文化冲突会导致社会离心，从而危害国家安全，例如一些小众文化的认同者会使部分民众进行自我封闭，拒绝融入主流社会和认同主流思想，甚至带来更严重的政治性社会冲突，从而对国家安全带来严重危害。
（三）以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内容安全治理
在网络赋权的背景下，网民个体、群体、组织的内容生产，既有助于文化多样性的自我表达和自我展示，也满足了不同群体的多层次、多方面、多领域的文化需求。同时，多元文化思潮与一元主导思想、主流价值观与非主流价值观的冲突也愈发激烈。对于文化本身而言，文化多样性可能会削弱文化主体的话语权；对于民众参与而言，文化多样性可能会造成价值选择的困惑；对于社会治理而言，文化多样性可能会增加社会治理的难度。网络空间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文化霸权、文化帝国主义等现象，也在诸多方面渗透影响另一个国家的人民，进而攫取更多非正当的国家主权。
2014 年 4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互联网广泛应用的双重大背景下，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问题值得高度重视，要在社会思潮的不断碰撞中发挥其优势与特点，厘清界限，激浊扬清，守住红线。
概括而言，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网络内容安全包含文化安全，其中，意识形态安全又是文化安全的重中之重。传统媒体时代，内容信息的流通需要经过书报等有形载体，扩散范围有限且易于监管；网络时代，匿名化的个体和组织都可能发布极具渗透性和破坏性的言论与信息，可能在多方面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的思想和认知，进而在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影响一个国家的整体安全。因此，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进行内容安全治理。
三、协调文化多样性与内容安全的网络治理
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指出，文化共性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与凝聚力，而文化的差异则会加剧分裂和冲突。宏观上看，协调文化多样性与内容安全的网络治理需要抓住两个核心：第一要尊重文化多样性，为文化多样性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促进文化的融通和包容；第二要充分认识到网络治理的本质是一个权衡的过程，不能任由文化多样性造成社会的分裂，内容安全更需要核心价值观的注入。
（一）尊重差异，强基固本
在价值取向、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和新媒体的方式进行相互连接和沟通，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因此，面对多样文化，应该尊重差异，秉持文化开放的心态，不断提高开放水平，积极主动地学习和吸纳优秀的外来文化，为本国、本民族文化的创新发展提供养料和动力。
抵御因价值观冲突引发的主流价值缺失，由文化多样性带来的虚无主义，更重要的是树立文化自信。面对网络文化多样性所带来的内容安全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面对带有文化多样性面具的文化霸权，更应强基固本，正确认识文化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深刻把握文化的社会作用，才能对自身文化有坚定的信心和信念，抵御各种社会思潮带来的风险，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我国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首先，文化自信源于历史，应该深刻了解五千年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精神宝库，也是实现文化创新和文化发展的坚实基础。其次，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坚定不移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发挥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维护社会稳定、高度凝心聚力的作用。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引领网络空间，增强话语认同。最后，还要注意吸收借鉴西方先进文化，让中华文化在与世界先进文化的交流互鉴中不断发展，不断创新。
（二）开放包容，谋求大同
即使各个民族和群体的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也存在大量的共通点和相似点，多样文化观念的兼容是可能也可以实现的。所以，秉承开放包容、多元共生的文化态度，尊重不同群体在长期发展历程中形成的独特文化价值观念，倡导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开放包容，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将是网络治理的主要任务。
网络空间是人类共同的活动空间，网络空间的前途命运应由世界各国共同掌握。首先，各国应该加强沟通、扩大共识、深化合作，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同时，也要清晰地认识，网络空间的开放性不是“绝对的开放”，任何国家都毫无疑问地拥有对本国网络空间的管辖权、自卫权等。要严格尊重世界各国的网络主权，主权是一个国家的生命线，只有彼此尊重网络主权，才能为共同体建设凝聚最广泛的国际认同。其次，各国需要加强合作，携手应对网络安全。网络安全问题是严峻的全球性挑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置身事外、独善其身。最后，构建网络治理新秩序已经成为迫切需要。传统的网络治理已经不再适应当今互联网发展的需要，更加违背了未来“公平、正义和平等”的趋势，亟需调整和变革。
网络空间不应成为各国角力的战场，更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温床，维护网络安全不应有双重标准。要尊重网络主权，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网络发展道路、网络管理模式、互联网公共政策和平等参与国际网络空间治理的权利，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更多的利益契合点、合作增长点、共赢新亮点，促进开放合作，推动彼此在网络空间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让更多国家和人民搭乘信息时代的快车、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
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应该以自身的主流文化价值为基础，注重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历史文化传统，坚守独立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尊重不同国家、民族、群体的独特文化，让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取向在共同的文化场域互相包容、和谐相处，真正体现网络文化多样性为全人类带来的无穷价值，促进多元文化生态的形成和完善。
（三）合理规制，正确引导
互联网时代，社会思潮此起彼伏，各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在网络空间争夺受众，一方面，丰富了网络空间的文化生态，提高了文化多样性和活力；另一方面，网络民族主义、网络自由主义、网络民粹主义等社会思潮给文化安全和国家安全带来极大隐患。这些都需要从内容安全的角度关注和重视，对文化多样性表达进行合理规制和正确引导。
2015 年 9 月 22 日，习近平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书面采访时表示：互联网“这块‘新疆域’不是‘法外之地’，同样要讲法治，同样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全面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现实的需求。在面对互联网信息爆炸、各种文化思潮入侵、网络空间表达失范的情况下，要守护好国家安全的互联网疆域，严格防范境外反动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利用互联网对国家政权进行的渗透和颠覆活动，严厉打击各类互联网违法犯罪行为，维护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为此，一方面，要建立健全互联网法律体系，通过立法方式明确各种思想文化的传播界限，维护网络内容安全。另一方面，严格执法是确保法律顺利实现的重要保障，要对网络内容实施科学监管，及时定位并快速清除有害内容，稀释大众对某些不良内容的关注度，降低有害内容的社会影响。
此外，还应通过各种创新方式引导网络文化的发展，维护网络内容安全。既要充分发挥政府和舆论监督部门的作用，又要积极激发人民群众的参与性，对网络空间的各类信息进行监督、甄别和判断。要在动态平衡中处理好言论自由和错误表达的关系，对虚假信息、错误信息、不良信息，要严格处理，坚决净化网络内容生态；对符合事实和某些情绪宣泄内容要给予适当的宽容度，允许不同声音的表达。要加强对网络社会思潮的引导，发挥好政府机构和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公开重要信息。信息公开有助于终止各种虚假新闻、社会谣言和错误思想的传播，阻断各类错误社会思潮进一步发酵夸大的可能性，增强网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舆论引导力。
最后，要注重提升民众的媒介素养和批判性思维。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有表达发声的权利和场所。网络空间之所以出现各类乱象，与内容门槛的降低有直接关系。流言止于智者，错误信息的传播同样止于智者。因此，提高民众的媒介素养和批判性思维，也能更好地引导大众对网络内容的甄别。一方面，自身修养的提高，学习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可以更好地识别谣言、阻断谣言；另一方面，批判性思维的增强，也能使人们在网络表达和网络传播过程中更加谨慎小心，共同维护好网络空间生态。【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的网络治理体系研究”( 172DA107 )阶段性成果】
（本文刊登于《中国信息安全》杂志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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