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美国科技领域存在一种公共部门与多元主体之间的共生共赢关系,政府、军方、企业、大学等各方主体结成了活跃的创新网络,相互合作又竞争,共同参与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营造出一个“网络型科技创新体系”,为美国长时期维持科技实力领先地位提供了强大支持。
多头科研格局为科技创新网络奠定基础
二战之前,美国的科技创新体系以高等教育机构和工业实验室等为主体,政府研究机构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1930~1940年间,美国R&D经费投入的各部门比例为:政府12~19%,工业63%~70%,大学9~13%。通用电气、杜邦、AT&T等大公司下创建的工业技术实验室,是科技发展的主力军。
二战时期,受军事竞争的历史因素影响,“军方提需求,科学家探索方案”的科技研发资助模式逐渐占据主导,军方掌握了联邦政府最主要的科研经费和科技发展议程设置权力。1944年后,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OSRD)、原子能委员会(AEC)等军方背景的科研机构相继建立,成为一支重要的研发力量。
与之相对,科学家群体开始主张联邦政府应基于科学家共同体的意见,对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进行政策规划和干预。1940年,美国成立了科研发展局,罗斯福总统赋予该局不必征得军方同意可自行决定研究项目的权力。1945年,麻省理工学院副校长范内瓦·布什在罗斯福总统授意下发表著名的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提出美国应大力投入基础科研,确保国家安全和工业经济健康发展。报告最核心的政策主张,是要求建立一个由科学家主导、独立于国会甚至总统本人的科学基金会,以精英科学家来统筹所有公共部门的研究项目。朝鲜战争爆发期间,联邦政府意识到统筹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正式成立,在联邦政府之外独立“支持除医学领域外的科学和工程学基础研究和教育”。1957年,受“斯普特尼克时刻”的影响,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美国高等研究计划局等机构相继成立,美国政府加强了对科学研究的统一规划和领导。
国家主导的科技体系,军方背景的科研机构,加上二战前已有的由大学和工业研究实验室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美国在事实上形成了多头科研格局,为日后的网络型科技创新体系的构建确立了基本的组织保障。
国际竞争为创新市场繁荣带来巨大资源
1970年代中后期,日本制造业迅猛崛起,冲击美国大型企业的生产模式和科研模式。美国通用汽车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和杜邦公司等大企业借鉴日本企业经验,率先实施企业组织变革,压缩企业内部科研部门规模,转而在大学、公共科研机构和市场上寻找科研伙伴进行新技术合作研发。大批企业科研人才走向市场和社会。大型企业工业实验室的解体或市场化转型,使得科研人员自主创业逐渐成为科技界的一种主流生活方式,带动中小微科技企业的兴盛。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数据显示,1979年,具有博士学位、在雇员超过1万人的企业全职就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接近受访对象总数的80%,只有7%的博士学位科学家和工程师在雇员不足千人的私人企业全职就业;20年后,已有超过25%的博士学位科学家和工程师在雇员不足500人的私人企业就职,总数约30万人;2004年,这一数字上升为48.2万人。
同时,伴随冷战对抗的放缓,美国军事研究的需求也向非国防研究转移。公共科研机构认识到为了维持其部门预算不至于被削减,它们必须实现资助项目的商业价值,因此更多科研资源被用来促进公私机构合作,共同开发有商用前途的项目。在这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1987年,由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DARPA)资助成立的美国半导体行业制造技术研究联盟(SEMATECH)。该联盟为应对日本竞争压力而成立,最初由12家半导体公司组成,联盟使命是提升“半导体制造食物链”的技术潜力,并创建研究和教育基础设施“以保持美国在半导体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经过10年发展,DARPA退出联盟,此时SEMATECH已经成为自给自足、仅依靠行业捐款就能良好运转的机构。
制度创新和制造业外迁促成美国科技创新网络的全球建构
19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出台了大量支持和刺激科创事业发展的政策和法案。其中,最著名的是1980年“拜杜法案”和1982年《小企业创新发展法案》(SBIR)。前者允许中小企业和大学获得联邦资助科研成果的专利权,极大刺激了美国私人部门对研发活动的参与,激励了以专利为技术转移目标及融资对象的硅谷模式的繁荣;后者为中小企业利用手中的发明专利参与市场活动提供了多样的资助渠道。由于SBIR允许仅凭“创意”获得经费资助,许多难以获得风险投资的小企业因获得SBIR计划支持成功渡过了艰难的初创期,并在后续发展中获得多轮风险投资。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美国制造业企业大规模向海外转移,寻找劳动力和合作伙伴。制造企业外迁以及生产环节外包,带动了以色列、爱尔兰、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腾飞和科创能力提升,对今日世界的发展格局产生深远影响。这些国家在1950年代之前都极为贫穷,缺少本地现代化产业基础,后因承接美国产品的外包生产任务,并在政府主导下大规模利用外资,逐渐发展出本土的高新科技产业,成为全球价值链上不可忽视的竞争力量。尽管这一过程带来了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但美国的网络型科技创新体系,也在事实上随经济全球化逐渐扩展成“全球性的科技创新网络”。美国与产业链深度绑定的国家在半导体、芯片等高科技领域建立密切联盟合作关系,共同推进新技术研发和创新,为美国确保科技实力领先提供了更为活跃庞大的创新生态圈。
结语
美国“网络型”科技创新体系最大的优势在于,技术路线的发展和创新不易被任何一种力量所垄断,各创新主体之间的竞争确保了整体创新生态源源不绝的活力。它与当前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深度融合,为美国在历次科技革命中始终掌握科技主导权提供了强大动力。
审稿:刘玮、刘晓宇 | 中移智库管理运营中心
作者:张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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