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飞,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十八大以来,加强军民融合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规划并要求将国家战略竞争力、社会生产力、军队战斗力紧密耦合,国防经济和社会经济、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紧密关联。在国家层面,军民融合的内涵包括:利用民用工业支撑国防工业发展;利用民用资源提供军队后勤保障;利用军工科研院所研发能力推动社会科技创新,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国家通过制定相应军工领域产业政策,支持和引导非国有企业参与国防工业建设,同时充分发挥军工企业的科研优势,推动民用产业发展。在军工企业层面,军民融合的内涵包括:利用军转民技术优势提升企业经济性,促进相关产业发展;利用社会配套能力提升军品科研生产效率;利用军民两用技术特性降低军用高新技术研发成本,实现高端武器装备和民用高技术产品低成本研发。

新一代运载火箭承载着中国人登上月球的梦想,其规模几乎达到了传统液体动力的极限,研制难度大,研制周期长,涉及方面广。完成这一巨型工程必须把军民融合确立为型号研制的重要原则,笔者结合新一代运载火箭工程目标和发展原则,尝试提出型号研制过程中的军民融合策略。

军民融合发展历程

在不同时期,我国先后提出了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军民融合-军民深度融合的指导方针,军工企业的发展经历了从军民分离向军民深度融合过渡的不同历史阶段。

军民分离阶段(1949-1978年)

建国初期,我国提出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要统筹兼顾的思想。但这一时期由于国家仍然面临着严重的安全威胁,保卫国家安全成为我国面临的首要战略任务,因此国防工业实行不同行业归口管理和中央与地方双重领导的管理体制,国防工业开始偏离军民结合轨道,走上军民分离、条块分割的发展道路。军工企业的发展也日益脱离服务经济建设需要,走上了以大规模“三线建设”为主的临战建设轨道。

军民分离的发展路线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使得国家集中力量在较短时间内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国防工业体系,军工企业生产能力获得了迅速提升,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实现了质的突破,但也埋下了政府支配地位较强、社会资源未能得到有效配置的问题。

军转民阶段(1978-1998年)

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十六字方针。该时期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是以军转民为典型特征的,军工企事业单位的市场微观主体地位初步得到确立,政府不再是军工单位唯一的投资主体,并开始借助市场机制对国防科技工业的运行进行干预。

但是市场机制在这一时期的作用是有限的,军委建制下的国防科工委作为军队武器装备的主管部门,其工作侧重点集中于军队武器装备的发展,较少关注军工企业的民品发展以及在改革、调整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和困难。

军民结合、寓军于民阶段(1999-2007年)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我国确立了“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大力协同、自主创新”发展方针。军工能力增强、民品形成规模,围绕安全和发展提出了两头兼顾、协调发展的思想 。

国防科技工业由封闭转向开放,由主要为国防现代化建设服务转向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由单一军品结构转向军民结合的多品种结构,军工主体大幅精简, 资源配置得到优化,形成了重点突出、规模相对合理、供需大体平衡的军品能力结构,小核心、大协作的“哑铃型”寓军于民的军品科研生产新体系初步形成。

军民融合阶段(2007-2012年)

这一阶段的典型特征是强调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军民融合发展由行业领域提升至国家战略层次。强调军工企业发展与民用产业发展相互促进,并逐步弱化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的产品界限,军工领域逐步向民用产业开放,实现充分的市场竞争。同时,注重发挥军工企业的科研创新和技术引领能力,以军工企业促进民用产业技术进步,提升人民生活水平。

军民深度融合阶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

201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讲话时明确指出,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2016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印发的《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中进一步强调指出,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是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是为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融合发展。由面向全国统筹的军民融合,再到破除一切体制机制障碍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我国军民融合体制机制正进入深刻变革期,军民融合正逐步迈向深度融合的新格局。

新一代运载火箭军民融合设想

新一代运载火箭研制难度大、关键技术多、新材料新工艺多,尤其是新一代运载火箭采用大直径箭体结构,对承研单位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基础设施建设要求较高,如果采用传统的研制模式和基础设施建设模式,一方面技术攻关的周期和风险较高,另一方面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投入和低使用效率以及大基数,将给承研单位带来巨大经济运行压力。在国家大力发展军民融合的背景下,积极探索军民融合发展道路,在完成国家任务的同时实现企业自身发展,进而牵引和推动技术进步。

从设计开始充分利用现有能力

在型号方案设计时,应贯彻设计单位与生产单位“同责共赢”原则,设计方案充分考虑利用现有科研生产能力。在设计方面,充分利用现有运载火箭设计能力和仿真条件开展型号设计,依托现有资源和设计平台开展设计;在生产制造方面,零件级生产除大尺寸零件外最大限度继承现有运载火箭零部件生产工艺和生产能力,大型零部件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依托国内优势企业的专业资源生产;在大型试验方面,除低温静力、模态、发动机试车等设施充分利用现有试验设施外,新建试验设施要考虑承担新一代以外试验任务的可行性,提高设施利用率;在部段集成和总装测试方面,创新研制模式,减少部段集成和总装环节的生产任务和周期,降低制造成本。

坚持小核心大协作的发展方向

作为型号研制总体单位,要牵引参研单位梳理各自的核心能力、重要能力和一般能力,将加强核心能力、保持重要能力、放开一般能力作为未来企业发展和能力建设的方向。采取“哑铃型”的发展路线,即设计和总体在手,中间环节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以军民深度融合的方式解决型号需求,最大程度减少一般能力的建设投入,集中精力发展壮大核心能力。通过加强核心能力建设、放开一般能力并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可以大幅降低承研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有效节约资金和人力资源,并以承担新一代运载火箭研制任务为契机,提升承研单位的核心竞争力。

面向产品建设柔性化生产能力

新一代运载火箭生产设施投资巨大,运行维护成本较高,为提高新一代运载火箭生产能力的利用率,应该打破现有运载火箭生产专业布局的方式,改为面向产品的生产布局方式,建设柔性化生产线,力争新一代运载火箭生产能力最大程度兼容现役和在研的其他运载火箭,实现运载火箭生产以产品为中心的产业化布局,大幅提高生产设备的利用效率,降低生产运营成本,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实施供应链增值服务,减少能力投入

目前,国际航空航天铝材供应商正在兴起铝材供应链增值服务业。由于航空航天结构件成材率极低,正常情况下60%~70%的铝屑将被机加后被低价卖掉,造成巨大的材料成本损失。因此,近年来波音公司、空客公司都要求铝材供应商对铝材材料进行粗加工增值服务,通过粗加工实现对铝材的近净加工,同时加工下来的铝屑可由铝厂直接回收,由此可为主机厂节省大量铝材原材料采购成本,以及减少物流运输成本、仓储成本等,提高了产品附加值。新一代运载火箭可以借鉴此种模式,要求原材料供应商提供供应链增值服务,减少承研单位的基础设施投入,并进一步减少生产制造成本,提高企业效益。

创新工艺方法,减少制造环节和制造难度

目前我国运载火箭的制造工艺和制造过程大致相同,如果能够改进工艺方法,减少制造环节,将大幅减少生产制造的能力建设投入,并有效提高型号研制效率,降低研制成本。以运载火箭的核心部件贮箱制造为例,普遍需要弯板、机械铣/化铣、焊接等主要工艺过程,NASA正在开展一系列能彻底改变现有空间任务模式的颠覆性航天技术研究,其中基于旋挤一体成形的整体加筋圆柱壳体新型制造技术是一种先进近净成形制造工艺,在一次成型过程中可以制造出圆柱壳体及对应筋条,不再需要进行机铣及纵向焊接,适用于加筋圆柱结构件生产。与传统的贮箱生产工艺相比,一次成型、无焊接,制造成本能降低50%,结构件质量降低10%,其远期发展目标是用于制造空间发射系统的低温贮箱(10m级直径)。如果新一代运载火箭采用类似先进工艺,将有效减少制造环节,降低生产能力投资,并有利于型号方案优化。深化产学研合作模式

新一代运载火箭新技术应用多、新材料使用多,需要承研单位攻克多项关键技术。新技术研究占用资源多,并且具有较高的技术风险,同时攻关多项新技术将给承研单位带来较重负担,以及承担较高的技术不确定性风险。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内科研院所、大型企业等均具备较强的科研能力,通过采用横向联合的方式,组成产学研技术攻关小组,充分发挥大学、科研机构及大型企业的技术实力和人才资源,充分利用大型企业的行业龙头地位和丰富的生产资源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将大幅降低承研单位负担与技术攻关风险,同时通过技术攻关能够充分发挥航天企业的技术优势,有效推动社会技术进步,实现航天技术与民用产业的深度融合。

来源:《航天工业管理》、钱学森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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