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文龙，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科技与网络安全研究所
在人工智能（AI）技术加速迭代并持续冲击现有信息传播结构的背景下，各行为体主观的认知“不安全感”与客观的“不安全状态”日益凸显。AI大模型通过对信息流的重组和对信息环境的重塑，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认知和思维方式，进而改变国家信息传播和叙事建构的范式。新传播格局与传统地缘政治的交织，使认知问题在当前国际政治语境的影响日益凸显，成为直接影响大国博弈和国际秩序的要素。
一、人工智能时代国际传播格局正经历深刻转型
人工智能时代国际传播正经历从舆论宣传到认知竞争的深层转型。这一转变使国际传播日益成为技术、算法与价值观深度交织的战略场域，认知域成为大国博弈的新前沿。
（一）理念：从舆论宣传转向认知竞争
传统的国际传播本质上是基于“宣传思维”的信息传播范式，关注如何通过有效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技巧，有效扩散有利于自身的信息，营造于己有利的国际形象和舆论环境。美国政治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 Lasswell）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认为，宣传是通过“符号操纵”如故事、留言、报道、图片等形式“控制意见”，不仅是单纯地传递信息，更是有目的的思想操控手段。历史上的经典宣传案例，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军向德军前线抛撒传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指使德国驻挪威大使召开电影招待会进行“电影攻心”等，均属此类。在电视、互联网等大众媒介产生后，宣传理念被置于组织与公共关系框架，且单向度的“宣传—劝说”路径逐渐被说服、态度、对话、议程设置等概念所替代，但国际传播的理念与范式未发生根本性改变。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传播理念揭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成立泛美事务协调员办公室（CIAA）、战争信息办公室（OWI）到2018年改组美国新闻署，几十年来，最大限度占有信息与大众媒介，并通过新闻与故事广泛“宣传”自身价值观，始终是国际传播的底层逻辑。
认知竞争的本质则在于直抵思维，使意见内生、原生。近年来，AI、算法和脑机接口等技术的快速迭代给传统的信息生产方式和传播结构带来了根本性冲击，使认知域战略竞争的主体、介质和手段极大丰富。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技术的日常化进一步推动从“获取信息”转向“创造信息”，从“解释世界”转向“建构世界”。算法分发让大众媒介的吸引力和传播效果直线下降，且更加精准和原子化的议程设置使传统的“宣传”模式开始升维为直抵“制脑权”的观念争夺和认知竞争。如果说传统宣传的目标是说服大众而非针对特定个体，那么AI宣传恰恰是通过个体劝服完成对大众的说服。国际传播范式已从传统的舆论战与宣传战，转向针对认知思维的结构化、深层次的“前宣传”与“再创造”。在此背景下，美国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等智库将基于AI的信息塑造工具称为“颠覆性政治力量”，称其代表“第四次工业革命”。从历史的视角看，历次工业革命的深层影响绝不只是运输速度和机器效率的提升，而是在于对既有传播逻辑的冲击。
近年来，美国国际传播理念持续更新，重点关注基于前沿技术博弈的认知安全风险。美国2022年的《国家安全战略》（2022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报告开始将认知战从信息战体系剥离，将其提升到与物理层面作战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2023年的《美国情报界年度威胁评估》（Annual Threat Assessment）聚焦重点国家的全球叙事与“影响力活动”。美国国务院2024年开发基于AI技术的“北极星”（NorthStar）等全球媒体监测工具，宣称可以全面赋能全球叙事，甚至可以“重塑国际事务”。特朗普政府关闭美国务院下属的全球接触中心（GEC）与国际开发署（USAID）等部门，而马斯克甚至称应关闭美国之音等媒体，因其已“无人关注”且“没有价值”。同时，美国政府开始进行职能外包，如将虚假信息监测等任务以项目形式外包给美国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公司，利用公关公司协调影响力行动等。2025年6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西·加巴德（Tulsi Gabbard）在亚马逊云服务（AWS）峰会上称，鼓励私营企业支撑情报行业，并暗示将外包更多项目。美国国防部通过联合人工智能中心（JAIC）与300多家美国技术企业合作，重点关注利用AI打造“技术化叙事”。国际传播正转向基于新型“军政—技术复合体”的新范式。
（二）主体：从以人为主转向人智协同
传统的国际传播实施主体以政府和主流媒体等为主，而传播过程依赖专业人员的策划、创作、发布与互动。GenAI使传播主体大众化，分散多元的传播体系不仅削弱了专业机构和精英人群的传播权威，还使主流媒体和流量平台的关系发生“倒挂”。随着自然语言处理（NLP）的大语言模型（LLM）接入，基于神经元网络的社交机器人与AI大模型等“类脑智能体”加速成为新型传播主体。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报告《2024年大选中的新闻消费与社交媒体使用》（News Use and Social Media in the 2024 Election）数据显示，在2024年美国大选期间，社交媒体成为政治宣传与认知竞争的重要战场，约62%的美国成年人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政治新闻。根据2024年7月社交媒体数据研究公司Ghost Data的报告《机器人泛滥：2024年Instagram与X平台上的自动化影响力》（The Bot Epidemic: Automated Influence on Instagram and X in 2024），Instagram平台10%的账号是机器人伪装账号，且这些账号的信息生成效率远高于人类；X平台上机器人账号占比约6%，却制造和传播了全平台30%的虚假和恶意信息。2025年1月，去中心化社交网络Diaspora开发者团队通过其官方平台GitHub和社区博客发布文章《合成流量的兴起》（On the Rise of Synthetic Traffic）披露，其论坛、维基和项目网站流量的约70%具有明显的自动化特征，很大可能来自AI机器人程序。这些机器人账号能够对用户数据进行深度挖掘，按照预设的程序自动发布信息、回复用户评论、参与话题讨论等，全面塑造基于算法的“拟态环境”。
新型人智协同关系使传播牵涉的认知安全风险与日俱增，生成式AI可以通过持续对话的形式全面占有用户对某一议题的全部认知。虚假信息通过机器人的规模化操作成为“虚假共识”，持续挤压真相的传播空间，影响受众对真实世界的理解方式。更重要的是，算法媒介为少数平台和一些非国家行为体所有，可通过调整大模型操纵全球信息流向和价值取向，形成新型的数智霸权。“科技巨头”不仅是尖端传播技术掌控者，还凭借对数据、算法和智能技术的掌控，深度参与国际传播乃至国际政治，成为大国战略力量的组成部分。在2022年乌克兰危机早期，马斯克担心乌军利用星链对俄罗斯舰队发动袭击，因而切断了该区域的星链信号。这一决定直接干扰了乌军对赫尔松地区的作战计划，显示出“科技巨头”对关键军事基础设施的“一票否决权”。在巴以冲突期间，以军通过“薰衣草”（Lavender）人工智能系统分析大量数据，自动标记潜在的哈马斯成员，极大地加快了空袭节奏。该系统运行正是依赖亚马逊、微软和谷歌等公司所提供的云端人工智能能力。
（三）目标：从信息安全转向认知安全
在AI时代之前，国际传播的根本目的之一在于赢得信息主动，确保信息安全。传统的信息安全侧重技术层面的防护，关注信息在存储、传输和处理过程中的保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随着信息传播格局复杂性持续加剧，虚假信息的大规模传播、算法偏见对认知的影响等问题正在超出传统信息安全的范畴。美国新闻核查机构新闻卫士（NewsGuard）2024年10月发布的报告《人工智能生成新闻网站的兴起：虚假信息的新时代》（The Rise of AI-Generated News Sites: A New Era of Misinformation）指出，全球已发现677个主要依赖ChatGPT等GenAI自动生产内容的不可靠新闻网站，数量较上一年度增加一倍。与此同时，由于国际传播链条的扁平化，原本局部的、偶发的、非预期的事件都有可能引发形成国际关注的集体性事件，信息附带的安全价值和战略意义大幅提升。2024年2月，加沙北部一辆等待领取援助面粉的卡车旁发生混乱和枪击，现场惨烈的伤亡画面通过TikTok和X迅速形成病毒式传播，瞬间成为全球焦点，直接导致多国暂停对加沙的援助运输，引发人道主义危机升级的恐慌。因此，认知安全不仅关注信息本身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还强调防范各种因素对个体和群体思维与价值观的干扰、误导和操控，保持理性的认知能力，从而稳固自身的意识形态与决策判断体系。在计算传播全面淹没网络信息的“后真相时代”，传统的信息控制思路在某种程度上必然要向认知控制调整。
认知安全问题对国家安全和大国博弈产生深远影响。美国近年来全面加强认知安全领域攻防布局。美国国防部与大数据公司帕兰蒂尔（Palantir）合作开发美军人工智能目标识别项目梅文（Maven）智能系统，整合发挥AI和“卫星群”的信息收集和分析能力，全面赋能认知域态势感知。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以“军事信息支援行动”为名，利用深度伪造开展网络欺骗。美国国防部影响力和认知管理办公室与佩拉顿公司（Peraton）公司签署5年10亿美元的合同，强化对大语言模型所产生的认知影响的防御力。美国还通过向全球贩卖AI技术焦虑支撑其新一轮“民主对抗威权”叙事，提出“数字团结”理念，加强以“信息协调”和“技术协作”为名的国际传播布局。
二、新传播格局认知安全面临的主要风险
在人工智能驱动的新传播格局下，国家认知安全面临认知混乱、社会撕裂加剧和认知鸿沟扩大等多重风险，个体在人机协同传播中也面临被边缘化的隐忧。这一趋势正在侵蚀国际传播的信任基础，降低跨文化对话的可能性。
（一）信息污染引发认知混乱
信息过载早已成为长期以来影响公众认知的一个重要问题。互联网每天新增的数据量超过2.5艾字节（EB），社交媒体平台每天发布的内容数量数以亿计。如此庞大的信息流远超受众生理承受限度，使公众难以对信息进行深入的筛选和理解，使数字疲劳与日俱增，注意力分散、认知能力下降。在过去二十年间，人类在数字环境的持续专注力明显衰退。加州大学2023年的研究《数字媒体多任务操作如何损害专注力与生产力》（The Cost of Context Switching: How Multitasking with Digital Media Impairs Focus and Productivity）显示，用户在单一屏幕任务上的平均专注时间已从2004年的2分30秒骤降至不足40秒，频繁的任务切换导致“注意力残留”（attention residue），即使返回原任务，大脑仍需数分钟恢复深度处理能力，导致复杂决策质量降低。AI不仅会进一步加剧信息过载，还会叠加形成以虚假信息和深度伪造为代表的信息污染问题，使认知系统和行为协同面临更大挑战。大量AI生成的假新闻、假总统讲话，误导了国际舆论甚至引发大规模骚乱。2022年，一段经过AI换脸和语音合成的视频在网络疯传，导致乌军前线部分指挥链出现短暂中断。泽连斯基紧急通过官方渠道发布真实视频进行驳斥。2025年11月，欧洲社交媒体出现大量AI生成的年轻乌军士兵哭诉“不想死”“被送往屠宰场”的视频，并配有德语、法语字幕，激发欧洲反战情绪。2024年7月，英国发生儿童遇害案。在凶手身份尚未确认时，虚假图片和虚假信息在社交媒体疯传，声称凶手是“刚抵达英国的穆斯林非法移民”。尽管警方迅速澄清凶手是在英国出生的非穆斯林，但AI生成的煽动性内容和算法推荐机制让谣言跑在了真相前面，直接引爆了英国数十年来最严重的骚乱。根据世界经济论坛于2025年1月发布的第20版《2025年全球风险报告》（Global Risks Report 2025），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连续两年位居全球短期风险之首。
信息污染现象还持续释放负面影响。一方面，倡导AI的正面效应与宽松监管，是美国大型科技公司与美国政府复杂博弈局面的需要，导致“科技政变”（Tech Coup）愈演愈烈。硅谷科技公司通过掌控搜索引擎、AI大模型、云服务等数字基础设施，操纵全球信息流，加剧了社会分歧。另一方面，根据Meta官方2025年发布的《2025年第一季度对抗性威胁报告》（Adversarial Threat Report: Q1 2025），脸书（Facebook）在2025年第一季度删除了22亿个虚假账户，全年总量超过80亿个。此外，平台全年还移除了超15亿条被归类为“垃圾行为”的违规内容。大量被污染的信息在互联网“暗流涌动”，已成为难以回避的事实。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大模型的“幻觉”层出不穷，常识性错误、文化适配性方面的错位等问题时有发生。随着AI生成内容占比的增速将逐渐超过人类，混乱的信息场引发的信息误导与认知不安全感，将持续侵蚀公众的认知结构、损害国际传播的信任基础。
（二）算法黑箱加剧认知偏见
算法正在深度重构个体之间的连接方式与社会资源的分配逻辑。当代数字环境的认知危机呈现新特征，即个体看似自主选择信息，实则被算法持续引导至观点同质、情绪共振的封闭圈层之中。主流平台的推荐系统通过强化用户既有偏好，不断加固“信息茧房”与“回音室效应”。这使情绪化、极端化内容更容易在短时间内触发群体共鸣，形成高度极化的圈层，进而弱化用户接触其他观点和进行理性协商的能力。
这一趋势已在全球范围引发社会分裂。根据德国数据机构斯塔蒂斯塔（Statista）在2025年3月发布的《全球政治极化与社会信任调查》（Global Survey on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nd Social Trust），在涵盖欧美、亚太和拉美的15个主要国家中，58%的受访者认为本国社会“比五年前更加分裂”，其中，美国、巴西、印度等国的分裂感知尤为明显。在美国，这一危机尤为严峻。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2025年1月发布了衡量跨党派合作意愿与社会互信水平的“美国团结指数”（American Unity Index）。该指数在2024年年底降至40.16分（满分100），创下该项目自2018年启动以来的历史最低值，较2020年下降近15个百分点，反映出美国社会基础共识的持续瓦解。
认知心理学中的“基模”理论进一步提示一种深层的隐忧，即个体在长期的生活经验与信息积累过程中，会逐渐形成特定的认知框架与思维模式。算法推荐系统正通过强化认知基模，悄然重塑公众对国际事务的理解框架。在巴以冲突中，用户若对巴勒斯坦苦难视频有过短暂停留或点赞，算法会推送关于“加沙人道主义危机”的茧房信息。对于关注以色列安全或反恐议题的用户，算法则优先推送哈马斯袭击的原始视频、人质家属的采访内容，强化“文明对抗野蛮”或“生存自卫”的认知基模。复杂的国际事务被简化为二元对立的理解框架，全球舆论认知分裂为两个难以对话的阵营。主流大模型的训练数据高度集中于英语语境，隐含文化偏见。这种偏见并未因语言差异而被局限在英语圈层内，反而借助大模型的多语言泛化能力实现了全球扩散。社交平台的算法推送机制为吸引用户注意力，会进一步放大负面、对抗性内容。长期接触同质化信息会不断形塑用户原有的认知基模，加剧跨文化误读，而偏见一旦成为基本认知，其矫正的成本高、难度大，对国际传播的跨文化理解与交流构成重大障碍。
（三）技术解蔽扩大认知鸿沟
德国技术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954年发表的论文《关于技术的追问》（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强调“技术的本质绝非技术性的”，认为技术本质上是一种“解蔽”（aletheia）方式，不仅揭示事物的潜在可能性，更以特定方式开启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基于AI的新型人机协同传播模式是技术对传播领域的一种解蔽，深刻影响了传统的人际传播和信息传播方式。在这一过程中，人在发起传播和接受传播的过程中，需充分考量算法运行的内在逻辑与决策机制，以便主动驾驭技术工具，规避被技术逻辑单向度操控的风险。这同时意味着，个体间的认知鸿沟将进一步扩大。在2024年美国大选期间，曾上演了一出“真假拜登”的闹剧。2024年1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民主党初选前夕，数千名选民接到一通由AI深度伪造语音生成的“拜登来电”，意图压制选民的投票意愿。据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调查，超过15%的接听者表示“一度相信这是真实的”，尤其是对AI等新技术了解不多的高龄选民，更加难以分辨真假。通过网络分析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识别处于意见尚不坚定的“易感”群体，再进行针对性的价值输出等，可以使传播过程更加细化和可操作化。随着AI全面融入人类生活，人类和AI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没有跨过AI技术使用门槛的群体，将更容易被越来越多的AI生成信息误导，导致认知混乱。
在未来的国际传播格局中，具有技术优势的国家将利用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不对等，通过数据剥削和算法操纵等手段和形态，深度影响国际社会和其国家内部的认知。在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俄美在认知战领域直接对撞。美国的国际传播技战术优势尽显无余，致使俄罗斯在国际社交平台近乎失语，并成功引导全球认知框架按美方设计多次逆转。虽然这种认知层面的优势并未在短期战术层面直接转化为战场态势的剧变，然而，从长期战略维度审视，这种认知霸权恰恰构成了冲突进程中最关键的隐性变量。它不仅通过维系西方联盟的政治合法性与援助韧性，决定了战争的持久力与消耗阈值，更加通过锁定“正义”的定义权与加剧对手的国际孤立，预先塑造了战后的秩序格局。未来，技术传播对价值观的影响将持续显现，且技术话语权与认知安全塑造能力的相关性将不断加大。
三、人工智能时代强化国际传播与维护认知安全的思路
随着AI技术在国际传播领域的深度渗透，构建适配智能化内容生产与传播新格局的战略思维框架，已上升为维护国家认知安全的重要议题。因此，亟须治理主体超越传统路径依赖，通过制度创新与技术赋能的双重驱动，主动重塑国际话语体系，有效应对各类复杂的认知安全挑战。
（一）建构国际传播新思维
立足智能传播技术广泛应用、国际传播生态深刻变革的新背景，建构基于智能化内容生产与传播的国际传播新格局，调整和明确国际传播的战略目标、重点任务和资源配置，将AI技术能力转化为国际传播新动能，将相关认知安全问题嵌入国家安全总体战略。加快发展GenAI技术，借势DeepSeek、Qwen等自主AI模型的影响力，完善智能产业升级与应用场景拓展，打造具有国际传播力、影响力、引导力、公信力的信源。例如，建立针对国际热点的实时数据洞察与独家观点生成系统，将技术算力转化为具有思想穿透力的深度分析产品，确保输出内容既符合国际传播规律又坚守核心价值观。
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利用“一带一路”倡议积累的国际影响力，与各国共同探讨AI时代的国际传播和认知威胁等新型全球性问题，扩大核心理念共识和关键概念解释权。探索建立跨国界的AI内容标识与风险预警协作网络，推动全球主流大模型在价值观对齐上的技术标准互通。倡导构建公平、公正、包容的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推动文明的认同、信任和理解。积极推动制定国际AI信息传播伦理准则，明确规定AI技术应用于国际传播过程中的道德责任与行为规范，防止技术滥用与恶意信息传播。
（二）提升社会智能媒介能力
人智协同能力决定未来的国际传播效果与认知安全水平。系统总结TikTok、小红书等平台在跨文化交流和国际传播方面的经验和规律，发挥在AI技术攻坚和场景创造方面的能力优势，深层赋能社会各层次传播体系。推动主流平台和流量平台深度协同融合，强化共情叙事和传播能力，突破以主流媒体和宏大叙事为绝对主导的国际传播结构。调动中国网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探索推动让广大人民群众借助数智技术和数智平台，更深入全面参与中国对外话语传播，通过多元视野与丰富叙事建立生动、立体的中国形象。
提升民众数智媒介素养与反计算传播的意识，将新型认知安全问题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与社会培训体系，将信息传播专业素养转化为全社会基本素养。可考虑在基础教育阶段开设专门的课程与讲座，培养学生的数智媒介素养、信息辨别能力与批判性思维，引导青少年理性看待AI生成信息，提高识别与应对深度伪造、模型幻觉的鉴别力。可调整国际传播和认知安全相关专业设置与研究布局，提高研究者对新技术的敏感度，使其能够在多维互动、实时反馈和算法干预的复杂情境识别关键变量，构建更具解释力的动态分析框架。完善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的合作渠道，打造适应AI发展生态的科技创新范式和人才评价任用机制。整合国家重点实验室资源，围绕认知神经传播和行为传播等重点领域，打造以新型人才为主体的前沿技术集群。
（三）完善智能传播技术体系
鉴于国际传播前沿博弈正经历从“人力对抗”向“算力对抗”、从“事实之争”向“认知之争”、从“线性传播”向“算法操控”的深刻转型。因此，破解困局的关键在于实现尖端AI技术的对等发展与精准赋能。例如，强化“场景化”传播意识，从单纯的用户画像分析，调整升级为对用户所处具体情境、即时状态及深层信息需求的动态感知。在此基础上，实现信息服务的智能化适配与按需供给，为目标用户提供真正解决其认知困惑或信息缺口的优质内容。同时，通过提升内容与受众的契合度，从根本上增强中国故事的有效触达率与国际话语的实质性影响力。
建立健全认知安全监测与预警机制，如建立算法伦理审核机制，对算法的设计、开发和应用进行伦理审核，确保算法的公正性和透明度。研发基于AI、区块链等技术的虚假信息识别系统，通过信息特征提取、语义分析等技术手段对舆论暗流和信息情绪进行监测和干预。
四、结 语
AI正在深刻重塑国际信息的生产、传播与接收全链条，国际传播正经历从传统舆论宣传向认知博弈的范式转型。不仅传播主体演变为人机协同的新模式，风险焦点也从基础的信息安全上移至更加隐蔽的认知安全。面对这一变局，既要充分把握技术赋能带来的机遇，也要清醒认识到技术引发的复杂挑战。
必须明确，技术始终是服务于人类目标的工具。无论算法如何进化，国际传播的核心依然是人的价值传递与情感共鸣。未来的国际传播治理，不应陷入对技术的盲目崇拜或过度恐慌，而应坚持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的辩证统一。在推动AI向善发展的进程中，高举人文主义旗帜，构建基于互信、共情与文明互鉴的传播新生态，是应对认知安全风险，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关键。
（本文刊登于《中国信息安全》杂志2026年第3期）
声明：本文来自中国信息安全，版权归作者所有。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安全内参立场，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如有侵权，请联系 anquanneican@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