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9日，北约战略传播卓越中心（NATO StratCom CoE）发布文章《情报与战略传播》（Intelligence and Strategic Communication）。文章指出利用情报实施战略传播，即通过故意释放情报，以塑造观念、威慑对手、归属责任、促进凝聚力和增强可信度，欧洲和美国安全部门持续积极应对外国对手以此手段构成的威胁。
《情报与战略传播》
编译：汐之
全文摘要与关键词
1.情报在战略传播中的效用：权力投射（建立权威叙事）、威慑（迫使对手调整行动）、归因（揭露敌对行为主体）、凝聚力构建（统一内外部威胁认知）及公信力强化（支撑政府声明）。
2.情报的历史演变：从早期案例（如古巴导弹危机）到2014年后系统性应对俄罗斯混合威胁（如斯克里帕尔事件），再到乌克兰战争中的全方位披露。现代技术让军事欺骗成为现代战争的关键特征，例如在纳卡冲突与俄乌冲突中均有体现。
3.驱动因素：技术变革（AI和社交媒体加速虚假信息传播）、开源情报（OSINT）崛起（如Bellingcat的独立调查补充官方情报）、政治意愿增强（对混合威胁认知深化）。
4.存在风险：过度披露可能暴露情报来源，引发对手适应性反制；错误或政治化情报（如伊拉克WMD事件）将损害长期公信力；意外后果包括外交灵活性受限或冲突升级。
5.未来建议：未来需平衡透明度与保密性，避免情报工具化，同时在认知战场上以创新与克制应对全球性挑战。
6.评述：情报的战略传播已成混合冲突时代的关键能力，但其有效性依赖精准目标校准、多源信息整合及对公信力的维护。
传统上，情报作为国家决策的保密工具，其价值源于信息垄断与隐蔽性。然而，数字时代的信息生态颠覆了这一逻辑——虚假信息泛滥、叙事争夺白热化、非国家行为体崛起，迫使国家将情报纳入公开战略传播体系。国家行为体日益通过情报来塑造叙事、威慑对手并增强联盟凝聚力，美英等国通过大规模解密战略预警情报（如卫星图像、入侵计划），实现统一应对措施，有效削弱了俄罗斯的信息操控空间，加速了国际援助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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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在战略传播中的效用
情报的战略价值体现在多个维度，其不仅是权力投射的工具，能够通过“叙事权力”定义国际议题的框架，还成为威慑手段，通过公开对手的隐秘计划迫使其调整行动：
权力与影响力：通过权威情报建立“叙事权力”，定义国际议题框架并推动政策合法性，将复杂地缘冲突简化为“侵略-防御”二元叙事，塑造道德合法性。乌克兰战争初期，乌方持续发布俄军装备残骸影像与士兵通讯截录，将自身塑造为“科技游击战士”，有效扭转军力对比的认知劣势。
威慑机制：披露情报不仅传递预警，公开对手隐秘作战计划以迫使其调整行动。以俄军被迫放弃第聂伯河空降计划为证，虽未阻止入侵，但显著迟滞其攻势。
归因破局：针对混合威胁的“模糊性陷阱”，情报披露提供法律级证据链。英国在斯克里帕尔案中锁定GRU特工护照信息、航班记录与监控视频，并追踪其关联的284个虚假社交账户，彻底粉碎俄方“乌克兰生物武器阴谋论”。 凝聚力：在国内和国际层面形成共同威胁认知（如北约盟友对俄罗斯威胁的统一立场），增强政治和社会凝聚力。 可信度积累：以情报支撑政府声明的真实性，当美英精准预测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的入侵时间与地点，其情报机构公信力从伊拉克丑闻中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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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演变与关键案例 情报在战略传播中的角色正经历深刻变革。早期的情报传播，如1917年的“齐默尔曼电报”和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展示了情报的战略潜力，但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错误情报也暴露了重大风险。2014年后，面对俄罗斯的混合威胁（如选举干预、网络攻击），西方开始更系统地公开情报以揭露干预行为，2018年斯克里帕尔事件标志着情报策略的现代化转折。而2021-2022年乌克兰危机中的情报传播则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美英通过卫星图像和入侵计划的细节，试图阻止战争并削弱俄罗斯的信息优势。
03 驱动因素 推动情报在战略传播领域应用的因素诸多，包括信息环境的变革、开源情报的快速发展以及政府对待情报的态度等。 信息环境变革：社交媒体和AI技术加速了虚假信息的传播，传统“政府-媒体”单通道瓦解，TikTok、Telegram等去中心化平台成为主战场，迫使政府在广泛信息环境中争夺叙事主导权。 开源情报的崛起：非国家行为体（如Bellingcat）的独立调查与政府情报形成互补，降低了披露敏感信息的风险。 政治意愿：对混合威胁的认知提升（如俄罗斯干预选举）促使政府更主动地公开情报。 04 情报在战略传播的应用存在风险 然而，情报的应用亦存在显著风险。过度披露可能危及情报来源和方法，对手适应性也不容忽视，同时还要防止情报被过度政治化： 来源与方法暴露：过度披露可能暴露情报来源方式，收集能力也会受到影响（如信号拦截技术或线人安全），可能导致未来关键情报真空。 对手适应：敌对行为体会调整策略以规避监测（如俄罗斯GRU在斯克里帕尔事件后改进行动安全）。 可信度危机：情报的准确性是公信力的基础，若情报错误或政治化，将长期损害政府公信力。德国2023年对12起“俄渗透案”的仓促指控，因三起证据不足反被俄媒炒作成“虚假宣传”，凸显过度反应损害公信力。 意外后果：公开情报可能限制外交灵活性或意外引发冲突升级，这些潜在后果需要在决策时谨慎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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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路径与建议 面对以上风险和挑战，文章最后强调需平衡透明度与保密性，并提出以下原则： 效果导向：秉持智能披露原则，明确披露目标（如威慑或归因），避免无战略意义的公开。 准确性：确保情报真实，结合第三方验证后发布；建立国家情报公信力指标，避免政治化扭曲。 互补性：结合开源情报减少敏感信息暴露，核心敏感情报绝对保密。在乌克兰无人机工厂遭袭后，乌方仅公布卫星热源图而非电子侦察数据，平衡警示与保密。 长期考量：维护情报机构的独立性，防止其沦为政治宣传工具。
06 评 述 本文揭示了情报职能从“秘密决策支持”向“公开战略工具”的转型，反映了信息时代国家安全战略逻辑的变化。乌克兰案例显示，情报披露虽未能阻止战争，但通过预判俄罗斯行动削弱了其叙事操控空间。然而，过度依赖情报威慑可能低估对手的决心（如普京对乌克兰的执念）。但技术是把双刃剑：人工智能和开源工具既赋能了情报传播的时效性，也加剧了真假信息的博弈。例如，俄罗斯“Doppelgänger”伪造媒体内容，而西方需更敏捷地应对此类威胁。民主国家还需在透明与保密间权衡。若情报被用于政治动员（如选举期间的威胁警告），可能加剧社会分裂或“狼来了”效应。 情报的战略传播已成为混合冲突中的核心能力，但其有效性取决于精准的目标校准、多源信息整合及对长期信誉的维护。在“后真相”时代，情报不仅是权力的工具，更成为塑造认知战场的关键武器。
参考文献：
https://stratcomcoe.org/publications/download/Intelligence-and-StratCom-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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