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美海军陆战队发布了《欺骗》条令(MCTP 3-32F)(下称《欺骗》条令或条令)，标志着美军在信息化战争条件下对欺骗理论的实战化发展。条令一经发布，就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部分国家强调需密切关注并采取相应措施以维护自身军事安全。美国明确指出，制定《欺骗》条令是为应对未来亚太地区潜在军事冲突而采取的措施。由此可见，条令的执行可能对亚太地区未来作战产生重大影响，需引起高度关注。

美海军陆战队12年来首次公布最新条令，名称就叫《欺骗》

美海军陆战队《欺骗》条令的主要内容

美海军陆战队新版《欺骗》条令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战术欺骗理论体系，从基本概念界定、实施原则与方法技巧，到具体实施流程，为海军陆战队各级指挥官和规划人员提供了系统化的行动指南。

欺骗行动在作战中的作用。 条令强调，欺骗是指，“故意误导对手军事、准军事或暴力极端组织决策者行为的活动，致使对手采取特定行动，或不采取任何行动，助力己方任务的完成”。美国防部将欺骗活动分为联合军事欺骗、战术欺骗和支持作战安全欺骗，而美海军陆战队的职责范围主要集中在战术欺骗和支持作战安全欺骗。

从功能角度看，条令明确了欺骗在作战中的三大作用，分别是创造“出其不意”的效果、保障己方行动“安全”，以及为指挥官“降低作战风险”。通过欺骗制造战场迷雾，可使对手难以准确判断美军真实意图和主力位置，从而在关键时刻达成战术突然性。有效的欺骗能够隐蔽己方弱点，防止对手针对性打击，可显著提升部队生存能力。最终，在这些效果的共同作用下，指挥官达成作战目标的风险和代价将会降低。

条令特别强调，欺骗不仅是独立的战术行动，更是整体作战计划的有机组成部分。成功的欺骗必须与其他作战要素紧密配合，形成合力效应。为此，条令要求尽早将欺骗纳入整体规划流程，旨在通过构建光学、红外、电磁等多频谱的协同欺骗，以应对对手日益增强的多源情报融合能力。

欺骗的原则、战术与技巧。为确保欺骗行动的有效性和可控性，条令确立了6项基本原则，分别是关注点、目标、集中计划控制、安全、及时和整合。这6项基本原则构成了欺骗行动的理论基础，指导决策者在复杂战场环境下做出合理决策。在具体运用欺骗战术时，决策者选择欺骗方法需综合考虑时间、地点和目标等多个因素。

2021年8月，美海军陆战队员在日本冲绳北部训练区参加印太作战演习

在战术层面，条令指出有佯攻、佯动、诡计和示假等4种欺骗战术，并提供了多样化的欺骗方法供指挥官根据具体情况选择运用。虽然伪装隐蔽、佯攻诱敌等传统战术仍占据重要地位，但条令更加强调现代作战条件下的新型欺骗手段的应用。主要包括干扰对手的雷达、通信系统等电子设备，操控电磁环境使对手失去对战场态势的准确判断；利用电子伪装和欺骗手段，制造虚假的电磁信号，误导对手的指挥和决策。这些欺骗手段，极大拓展了传统欺骗的物理边界，使其能够同时作用于对手的传感器网络和决策系统。

在技巧层面，条令强调创造性和灵活性，指出技巧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结合现有资源一起使用。典型的欺骗技巧包括制造虚假的部队电子特征、创建虚拟网络和交互式传输以模拟真实部队活动。通过限制无线电通信、提供虚假情报混淆信息，以及一系列虚假调动和佯攻等手段，诱导对手调整防御重心。这些技巧的共同特点是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在多个方面构建一致的虚假叙事，增强欺骗的可信度和有效性。

美海军陆战队欺骗行动的流程。条令为美海军陆战队欺骗行动设计了系统化的流程体系，并将其有机融入到美海军陆战队规划流程中。该流程强调自上而下规划、单一战役规划和综合规划等三大原则，确保欺骗行动与总体作战目标高度一致。欺骗行动流程包括规划、执行和终止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明确的标准程序和评估机制。

规划阶段是欺骗行动成功的基础。这一阶段通常由欺骗规划小组在欺骗活动工作小组的协助下完成。规划的核心内容包括确定欺骗目标、识别目标受众、设计欺骗故事、选择适当的欺骗手段和传播渠道等。该阶段的关键是平衡参与范围与行动保密的关系。一方面，有效的欺骗需要多部门协同；另一方面，更多的参与者可能会增加泄密的风险。为解决这一矛盾，条令引入了“须知原则”，严格控制信息扩散范围，同时对参与人员进行严格的安全审查。

执行阶段是将欺骗规划转化为实际行动的过程。当部队收到作战计划的执行命令时，也须同步执行相应的战术欺骗计划。在执行过程中，军事欺骗官员负责横向与纵向的协调，确保欺骗行动与其他信息活动不发生冲突，并与上级或相邻部队的欺骗活动相互配合。执行阶段的突出特点是强调动态调整。由于战场环境的复杂多变，欺骗官员要根据战场情况不断进行协调。为此，条令设计了专门的欺骗执行流程，通过持续的情报反馈和效果评估，及时修正欺骗方案，确保其始终与战场态势、作战目标保持一致。这种灵活的适应性机制，大大提高了欺骗行动在不确定环境下的成功概率。

终止阶段是欺骗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终止的原因包括欺骗目标达成、欺骗目标变化、欺骗行动被识破等。条令强调，终止必须有组织地进行，包括安全地撤回欺骗手段和行动后进行的评估，以防欺骗手段暴露，同时有助于总结经验教训用于改进后续行动。终止阶段的关键是欺骗行动的后续风险管控。成功的欺骗行动可能在结束后仍对对手认知产生持续影响，而失败的欺骗行动则有可能损害己方信誉。因此，条令要求指挥官审慎评估终止时机和方式，确保欺骗行动的结束对己方有利，且能保护已方使用的方式和技术。

美海军陆战队《欺骗》条令的主要特点

美海军陆战队新版《欺骗》条令在继承传统军事欺骗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信息化战争的特点进行了多方面创新，形成了系列鲜明的理论特征。主要体现在全程性、自洽性和安全性三个方面。

基于信息技术的空地一体战

欺骗行动具有全程性。传统观念中，军事欺骗往往被视为战前或战中的临时性战术举措，其作用时间和范围相对有限。而新版《欺骗》条令则打破了这一局限，将欺骗提升为贯穿作战全过程的持续性活动，呈现出鲜明的全程性特征。

在时间上，条令将欺骗从传统的战时扩展到涵盖平时、危机时和战时的全周期运用。在高度透明和信息化的作战环境中，临时性的欺骗很难在多种侦察手段的交叉验证下维持可信度。只有通过长期、多层次的综合欺骗，构建完整一致的虚假叙事，才能有效误导对手决策。可见，欺骗需长期经营、持续积累，这种全周期视角极大提升了欺骗的战略价值，拓展了欺骗应用空间。

在作战层次上，条令推动了欺骗从战术层向战略层的延伸。在传统上，美海军陆战队作为战术级作战力量，其欺骗行动主要服务于直接的战术目标。而条令则明确指出，战术层面的欺骗行动也可能具有战略意义，要求执行欺骗时必须在战略、作战和战术层面进行不断协调。这种多层次联动机制，使战术欺骗能够产生战略效应，极大提升欺骗行动的军事价值。

欺骗的全程性还体现在其与作战流程的深度融合。条令将欺骗行动有机嵌入到美海军陆战队规划流程的各个环节，从任务分析、方案设计到执行评估。由于欺骗行动涉及多军种跨领域协作，包括心理战部队、网络战部队、电磁频谱部队以及太空军，在实际操作中，指挥官及其参谋团队需要与各方面专家保持紧密沟通与合作，确保欺骗活动的各个环节能够无缝衔接，形成完整的作战体系。

欺骗行动注重自洽性。自洽性是指欺骗叙事内部逻辑的一致性及其与外部环境协调的程度，是决定欺骗成败的关键因素。在信息高度透明的现代战场，任何细节不一致都可能通过社交媒体或技术侦察被迅速放大，导致整个欺骗计划崩溃。因此，条令对自洽性的强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专门安排情报官员负责协调各部门情报冲突，确保欺骗行为自洽。

内部一致性是欺骗自洽的基础。欺骗故事必须逻辑自洽、细节连贯，避免自相矛盾。美军情报官员杰弗里·希尔提出的“99%真相+1%谎言”的欺骗方法，正是确保内部一致性的有效方法。该方法通过以大量真实信息为基础，只在关键环节植入少量虚假内容，既降低了被识破的风险，也增加了对手验证的难度。

与战场态势的适应性是欺骗自洽的外在表现。条令指出，现代战场态势变化迅速，静态的欺骗方案很容易因环境变化而出现破绽。为此，条令设计了动态调整机制，要求根据情报反馈不断修正欺骗细节，确保其始终与当前态势相符。这将大大提高欺骗的现实可信度。

多手段协同是达成自洽的保障。条令强调，现代欺骗必须综合运用物理、电磁、网络、心理等多种手段，在多个方面构建一致的虚假现实。例如，虚假部队调动既需要可见的车辆移动和人员活动，也需要相应的无线电通信和电磁特征，甚至辅以社交媒体上的相关信息。这种多频谱、全领域的协同欺骗，使对手难以通过交叉验证发现破绽，显著提升了欺骗的整体自洽性。

欺骗行动强调安全性。安全性是欺骗行动的前提条件和成功基础。这种安全性主要体现在信息保密、法律合规和风险控制三个方面。

美军“沙漠军刀”作战中的欺骗行动——“左勾拳”行动

信息保密是欺骗安全的核心要求。条令深刻指出，“在确保所有相关人员都能参与计划的同时，依然保持行动的安全性”。为解决这一矛盾，欺骗活动工作小组由经过严格安全审查的参谋成员组成，确保欺骗活动在各个层面上都能安全进行。条令建立了严格的信息分级和保密控制机制，按照“须知原则”限制信息扩散范围。同时，参与欺骗规划的人员必须通过专门的安全审查，确保其可靠性和保密意识。

法律合规是欺骗安全的制度保障。条令明确承认：“确定欺骗行动的合法性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为一些活动或技术是国内法或国际法所禁止的；另一些可能是合法的，但也会受到各种政策禁止。”基于此，条令建立了严格的合规审查机制，要求所有欺骗行动必须经过参谋法律顾问的评估。同时，条令强调，美军不能用欺骗战略对待美国国内民众，不能用虚假信息误导美国公众、国会或媒体。

风险控制是欺骗安全的动态要求。条令指出，任何欺骗行动都存在被识破或反利用的风险，必须建立系统的风险评估和应对机制。为此，条令要求欺骗规划必须包含终止行动的条件和规定，以便在欺骗目标无法达到或因情况变化导致目标不再有效等情况下及时止损。风险控制还体现在对欺骗手段的保护性使用上。条令强调，特定欺骗技术一旦被识破就可能永久失效，因此必须谨慎评估使用时机和范围。另外，条令还将欺骗活动与行动安全紧密结合，提出通过欺骗手段增加行动的不确定性，从而保护欺骗意图等关键信息。

美海军陆战队《欺骗》条令的局限性

尽管美海军陆战队新版《欺骗》条令在理论体系和实施方法上取得了显著进步，但欺骗作为一种作战的辅助手段，并不能直接帮助美军取得战争胜利，其在实际应用中仍面临多方面的内在局限。

技术依赖与反制风险。现代军事欺骗对技术手段的依赖性日益增强，这既提升了欺骗的效能，也带来了新的脆弱性。条令中大量涉及的电子伪装、虚假电磁信号、网络欺骗等技术手段，无不建立在复杂的技术系统基础上。这种技术依赖将使欺骗行动面临反制风险。一方面，技术系统的任何缺陷或故障都可能导致欺骗失效；另一方面，对手的技术反制能力提升将会直接削弱欺骗效果。

技术依赖还将导致欺骗与反制的军备竞赛不断升级。条令中提到美军正在研制更逼真、具备红外特征的新一代诱饵装备，而背后的现实是传统诱饵因侦察技术进步而逐步失效。网络空间和电磁频谱领域的欺骗也面临类似挑战，对手的智能检测算法和异常行为分析技术能够更快识别欺骗信号。这种动态对抗使得任何技术欺骗手段都具有时效性，需持续投入资源进行更新维护，这大大增加了欺骗行动的成本，并提高了欺骗行动的复杂性。

俄军制作的假目标

适用范围与条件限制。欺骗作为一种特殊的作战手段，其有效性高度依赖于具体的环境和条件。条令虽然力图将欺骗理论普遍化，但仍无法摆脱某些内在的适用限制。

文化认知差异是影响欺骗效果的重要因素。条令强调了欺骗的普遍性，却忽视了不同文化对欺骗的认知和接受度存在显著差异。例如，美军在菲律宾利用虚假社交媒体账号诋毁中国疫苗的行为，虽然短期内可能影响部分民众认知，但暴露后反而强化了当地对中国疫苗的信任，因为这种欺骗手段被视为违背了亚洲文化中重视诚信的价值观。

信息环境特性也制约着欺骗的适用范围。条令认识到在全球化社会中，大量信息的来源、传播渠道会对受众产生深刻影响，但未能充分考虑到不同国家和地区信息生态的差异性。在媒体多元、信息开放的环境中，单一欺骗叙事很难垄断受众注意力；而在信息管控严格的社会，官方的权威性可能使部分欺骗手段难以奏效。

实施复杂性与协同难度。现代欺骗行动涉及多领域、多部门的复杂协同，这种实施复杂性带来了巨大的组织挑战。条令虽然设计了从欺骗规划小组到欺骗活动工作小组的组织体系，但在实际操作中仍面临协调困难、资源竞争等多重障碍。

多部门协同是欺骗实施的首要挑战。条令规定的欺骗活动工作小组需要整合情报、后勤、通信等多个部门，这种跨职能协作必然面临目标差异、专业术语障碍等问题。由于欺骗行动是由多个步骤组成的，因此每次欺骗行动中都可能出现不协调的问题。欺骗是一个复杂的链条，从设计到传递再到反馈，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出现问题。这些分歧和流程，需要通过复杂的协调机制来化解，大大延长了决策周期，降低了欺骗行动的及时性。

资源分配是另一项实施难点。有效的欺骗往往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投入，从高仿真诱饵的制造部署，到虚假网络活动的持续运营，无不消耗宝贵资源。在预算约束条件下，指挥官必须权衡欺骗投入与其他作战需求投入的优先顺序。尽管条令要求将欺骗纳入整体规划流程，但在实战环境中，欺骗作为一种软性作战能力，往往难以获得与火力打击等硬性能力等同的重视。

结 语

美海军陆战队《欺骗》条令的发布，体现了美军在信息化战争背景下，对军事欺骗实践经验和欺骗理论的系统整合与实战推进。该条令不仅拓展了欺骗行动的范畴，还强调了全程融入作战规划、多手段协同和信息安全管理的重要性。其全程性、自洽性和安全性的设计，使欺骗行动更能适应未来亚太作战环境。然而，条令的实施仍面临技术依赖、外部环境差异和协同复杂等挑战。技术反制风险的加剧、文化认知差异导致的适用性受限，以及多部门协同的困难，均可能削弱欺骗行动的实际效果。未来，随着反欺骗能力的提升，美军的欺骗行动可能面临更大考验。

版权声明：本文刊于2025年 10 期《军事文摘》杂志，作者：任晓宁，如需转载请务必注明“转自《军事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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