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际战略研究所 (IISS) 一项新分析，西方政府不再仅仅利用出口管制来限制敏感的量子技术，而是越来越多地利用出口管制来塑造全球量子产业的未来结构。

报告指出，美国及其盟友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对新兴技术出口管制的方式，各国政府不再等待量子计算发展成为成熟的商业产业，而是对几乎整个量子供应链实施限制，同时投入数十亿美元加强国内产业能力。

这标志着量子出口管制从一项被动的安全措施转变为一项更广泛的产业战略。

范式转移

从被动监管到前瞻性遏制

在全球科技主权的版图中，量子计算正迅速脱离纯粹的实验室竞速，被重新定义为关乎国家安全边界的极高优先级议题。

当前的监管逻辑已发生根本性转变：即从针对成熟产业的“被动防御”，转向针对极早期技术的“前瞻性遏制”。

自2022年以来，由于俄罗斯在《瓦森纳协定》（WA）框架内的持续阻挠，这一依赖共识驱动的传统多边机制已陷入停摆，无法有效更新出口管制清单。

面对这一地缘政治僵局，美、欧、英、日等国果断绕开效率低下的传统框架，转向“复边机制”（Plurilateral mechanisms）。

例如，由13个志同道合国家组成的“量子发展集团”，正通过非正式但高度协同的政策对齐，将分散的国家出口法案编织成一张覆盖全球量子“技术栈”的封锁网。

与半导体等已商业化产业的管制逻辑不同，量子管制在技术尚未形成大规模商业闭环前，便试图通过“全栈封锁”来预先设定竞争对手的能力上限。

其战略意图在于：在竞争对手将量子潜力转化为现实军事优势（如破解现有加密体系或优化先进武器设计）之前，提前封锁关键的物理供应链节点。

这种“早介入、广覆盖”的模式，标志着全球科技博弈已进入对未来生态系统的主动塑造阶段。

技术栈的咽喉

全球量子供应链的权力地图

在全球量子计算的博弈中，人们的目光往往聚焦于中美等在“量子整机”领域的激烈竞争。

然而，IISS的分析揭示了一个常被忽视的产业现实：

欧洲虽然在领先的“量子计算整机”公司数量上少于美国，却在整条产业链的最底层：“赋能技术层”和“关键硬件节点”上掌握着极其关键、且不成比例的巨大战略杠杆。

这种不对称的控制权，具体体现在量子供应链的三个核心维度中：

一、极低温设备的绝对垄断，芬兰与英国的咽喉掐点

在设备层，目前主流的超导量子计算路线极度依赖于能够将系统冷却至接近绝对零度（毫开尔文级别）的稀释制冷机。

在这一全球工业化规模生产的极少数制造商中，芬兰的 Bluefors 和英国的 Oxford Instruments（牛津仪器）处于绝对的主导与垄断地位。

这意味着，全球任何试图在超导和硅自旋路线取得突破的研发机构，在硬件上都很难绕开这两个欧洲国家的供应链。

2022年英国禁运事件和芬兰立法的微小时间差，直接证实了这一单点控制的巨大杀伤力。

二、微波控制与极低温组件，欧美日的高度集中

在组件层，连接量子芯片与传统外部电子控制设备的极低温微波控制电子设备和低温集成组件，是实现量子比特状态控制和信号读取的命脉。

这类高精度、低噪声的射频与超低温电子设备并没有分布在全球，而是高度集中于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少数几家尖端专精企业手中。

这使得欧洲供应商在整个全球量子生态系统中，拥有了极为可观的战略主动权与出口许可博弈空间。

三、基础材料与稀有同位素，供应链的隐藏软肋

在材料层，虽然欧洲并不直接掌控所有的矿产，但其在材料加工与专利上拥有独特卡位。

例如，用于量子传感和量子存储的核心材料：电子级合成金刚石，其供应高度集中在少数盟国供应商中。

此外，运行稀释制冷系统不可或缺的稀缺气体氦-3（主要依靠美俄氚衰变库存），以及生产高水平硅自旋量子比特所需的同位素高纯度硅-28，其商业化生产与流通网络也几乎完全被限制在西方盟友的监管框架之内。

这种不对称优势形成了一种“哑铃型”的权力结构：美国在整机应用、软件开发和资本运作上领跑；而欧洲则扮演着“卖水人”和“看门人”的双重角色，通过对稀释制冷机、量子微波组件等关键赋能技术的把持，获得了随时能够制衡、甚至阻断全球量子计算产业进程的隐形特权。

国家层面的措施

美欧日协同的监管网络

为了将上述物理“咽喉”转化为战略阻断力，美欧日等国正通过法律工具的深度对齐，将技术领先转化为规则屏障。

美国从技术门槛到工业主权

在特朗普第二任政府的推动下，美国出口管制已与“工业战略”深度合流。2024年9月，美国工业和安全局（BIS）发布的《临时最终规则》明确针对门型量子计算架构，设定了基于“量子比特数”和“错误率”的具体技术阈值。

2026年6月，特朗普签署第14413号行政令，明确将出口管制与国内供应链韧性挂钩，禁止竞争对手获取量子赋能技术，同时对中国量子领域实施严厉的海外投资审查。

欧盟从碎片化走向“500系列”统一

起初，欧盟依赖成员国根据《双用途条例》第9条自行采取行动，导致芬兰与荷兰等国的出口标准存在时滞和差异。

为修补漏洞，欧盟委员会于2025年11月正式施行统一的“500系列”管制目录，实现了全盟范围内量子技术的自主出口控制。

英日同步对齐

英国与日本在2024年快速完成政策对齐，重点锁定低温电路与精密组件，确保其监管参数与美欧标准“严丝合缝”。

在对外“筑墙”的同时，美国通过对澳大利亚、日本、荷兰等国实施许可证豁免，并用记录保存制代替传统的人员出口管制，旨在构建一个“小院高墙”式的内部协作生态，确保盟友间的科研协同不因管制而萎缩。

控制与反噬

监管网的缝隙与中国技术的突围

出口管制是一项伴随高昂维护成本的资产，其效力往往取决于监管的实时性。

政策滞后曾为竞争对手提供窗口。2022年，在英国拒绝 Oxford Instruments 的出口许可后，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成功从芬兰 Bluefors 购入三台稀释制冷机。当时芬兰尚未完成自主管制清单的法制化。

这一案例向西方决策层发出了强烈警告：监管颗粒度的不一致将直接抵消禁运效果。

西方制裁直接触发了中国供应链的“防御性韧性”。中国实体如国盾量子与安徽量子计算工程研究中心已实现稀释制冷机的工厂化量产，开始侵蚀原有的双寡头市场。

在材料领域，中国企业如晨光机电正利用西方监管造成的不确定性，积极抢占原本属于 Element Six 的国际学术客户。

目前的全球量子版图仍处于“非完全脱钩”状态。尽管中国在2024年后限制了 sub-6-kelvin 低温技术与量子加密技术的出口，但其量子项目在短期内依然对美、俄控制的硅-28同位素与氦-3库存存在显著依赖。

这种“你中有我”的格局使得完全的供应链切断极具摩擦力。

从阻断到吸收

重塑未来竞争底牌

仅靠出口管制无法确保长期的技术领先地位。量子技术的发展还依赖于关键的韧性供应链以及投资审查和产业战略等配套政策。

若缺乏投资审查，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仍易受外资收购威胁；若缺少产业政策，许多有前景的量子公司将在技术商业化和规模化生产方面举步维艰。

因此，各国政府越来越多地以产业政策补充出口管制。

2018 年美国颁布了《国家量子倡议法案》，2026 年 5 月美国政府签署意向书，向九家量子相关公司投资 20 亿美元，分别获得少数股权。

其中三分之二的投资流向两家专用量子芯片代工厂（IBM 新建的安德隆工厂和格芯公司），以建设量子级晶圆的国内制造能力，通过政府订单对消因禁运产生的产能过剩。

英国为其 2024-2034 年《国家量子战略》承诺投入 25 亿英镑，强制性公共采购计划旨在维持本土企业的利润空间。

欧盟继续通过 10 亿欧元的《量子技术旗舰计划》进行投资，加速从科研实验室向工业闭环转化。

日本则将 2025 年定为“量子产业化元年”，强化低温电路的本土制造。

出口管制、投资审查与产业政策共同构成了塑造早期量子市场的综合工具。

但这一工具的逻辑指向了超越预防性遏制的范畴。

出口管制可以减缓对手积累能力的速度，但仅凭其自身无法维持控制方赖以保持优势的生态系统。瓶颈杠杆是一种需要维护成本的资产，如稀释制冷机制造商只有在保持企业活力时才是战略资产。

如果管制措施压缩了这些企业的市场，或者买家因规避陷入许可不确定性的供应商而转向其他选择，那么曾经的关键节点就会逐渐削弱，杠杆效应也随之消失。

因此，量子博弈的重点正从“限制对手”转向提升本国生态的“吸收能力”。

报告指出，西方政府必须通过工业政策和政府采购，吸纳原本销往中国等地的产能。

只有确保这些核心节点企业在失去中国市场后依然具备商业扩张力，西方的“咽喉杠杆”才能长久保持。

这场博弈的终极逻辑，决定性问题已不再是拒绝向对手提供哪些技术，而在于谁能建立起一个不仅安全，且具备更高商业周转率的技术主权生态。

引用：

https://www.iiss.org/online-analysis/online-analysis/2026/07/securing-the-quantum-stack-export-controls-choke-points-and-strategic-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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