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闫锐江；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 尹文渊
随着人工智能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全球主要经济体加速布局该领域。非洲作为人口增长最快、数字化潜力最大的地区之一，也积极谋求通过发展人工智能增强竞争力。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GSMA）2024年报告《非洲人工智能：产生影响的用例》（AI for Africa: Use Cases Delivering Impact）预测，到2030年，人工智能有望为非洲经济贡献约2.9万亿美元，并带动大量就业。依托中非合作论坛与“一带一路”等机制，中非人工智能合作不断深化，合作领域已扩展至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应用、人才培养与创新生态等多个层面。研究中非人工智能合作现状与发展路径，既有助于拓展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国际合作空间，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合作与公共产品供给，也有助于支持非洲提升自主发展能力、缩小数字鸿沟，推动中非人工智能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一、中非人工智能合作的现实基础教育日
中非人工智能合作建立在治理理念契合、数字化转型加快、产业优势互补和应用需求旺盛等多重现实基础之上，为双方深化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一）中非治理理念契合为人工智能合作提供政策基础
中国提出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强调公平普惠、发展导向与多边协作，与非洲“包容、可持续、发展优先”的治理理念高度契合。近年来，双方不断加强人工智能政策协调，将人工智能合作纳入中非数字合作框架，完善合作机制。同时，非洲加快构建区域与国家层面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推动数字基础设施、数据治理和本土创新等制度建设，不断增强双方政策衔接。非洲还积极参与联合国、二十国集团和国际电信联盟等多边机制，不断拓展在国际治理中的参与空间，为中非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中的协同合作开辟了更广阔的前景。
（二）非洲数字化转型为人工智能合作创造巨大潜力
非洲人口结构年轻，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移动互联网快速普及，为人工智能技术推广奠定了良好基础。GSMA于2023年发布的报告《移动经济：撒哈拉以南非洲》（The Mobile Economy: SubSaharan Africa）预测，随着通信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到2030年，非洲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将达到4.38亿，4G在总连接中的占比也将由2022年的22%提升至49%。同时，非洲社会对人工智能工具的接受度不断提高，为中国数字平台、智能终端及人工智能产品进入非洲市场创造了广阔空间。
（三）中非产业互补为人工智能合作注入发展动力
近年来，非洲人工智能产业进入快速成长阶段。万事达卡（Mastercard）2025年发布的白皮书《释放人工智能在非洲的变革力量》（Harnessing the Transformative Power of AI in Africa）援引全球统计数据库Statista的市场研究数据，预计到2030年，非洲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将达165亿美元，广泛覆盖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机器人等多个领域。尼日利亚、南非、肯尼亚和埃及等国逐步形成区域性人工智能创新中心，本土创业生态与数字产业体系不断成熟。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云计算、大模型及智能硬件等方面具备显著产业优势，与非洲快速增长的数字市场形成较强互补。
（四）非洲现实需求为人工智能应用合作提供实践场景
非洲人工智能发展呈现出较明显的“应用导向”特征，更加注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在医疗健康、现代农业、教育普惠、普惠金融和公共治理等领域形成了旺盛的应用需求，为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和场景落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空间。中国在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和公共服务方面积累了较成熟的技术、产品和应用经验，与非洲改善民生、推进数字化转型的发展需求具有较高契合度。
二、中非人工智能合作现状
依托中非合作论坛、共建“一带一路”等合作框架，中非人工智能合作不断深化，合作领域已拓展至数字基础设施、技术应用、人才培养、创新生态和治理合作等方面。
（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非洲光纤网络、5G通信、数据中心、算力平台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推动非洲数字基础设施由网络互联向算力支撑升级。2025年8月，中国援建的津巴布韦高性能超级计算机中心二期项目交付使用，其算力平台为当地科研攻关与人才培养提供了有力支撑。依托中非合作机制，双方持续推进数字技术合作中心、数字化示范项目及关键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网络互联互通、区域算力供给和数字公共服务能力，为人工智能研发应用提供支撑。
（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在技术创新与应用层面，中国通过技术转移、联合研发和产业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非洲农业、医疗、城市治理、交通等重点领域深度融合，促进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在合作过程中，中国企业充分发挥技术和产业优势，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本地化应用，有效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公共服务水平和基层医疗能力。千亿参数级医疗大模型“羲和一号”通过将人工智能算力与算法应用于非洲高发疾病的筛查与远程诊疗，推动中非医疗合作由传统援助向智能化、精准化转型。
（三）人才培养与能力建设
中国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企业不断深化协同合作，通过政策引导、教育合作、科研交流和技能培训等多种方式，持续提升非洲人工智能人才供给能力。2026年7月，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宣布：“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合作实践中，中非逐步构建学历教育、科研合作和职业培训相结合的人才培养体系，推动人工智能教育资源共享、科研平台共建和技术经验交流。同时，中非通过加强数字技能培训和创新能力建设，推动非洲由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者向技术创新参与者转变。
（四）创新生态与创业
近年来，中非在人工智能创新生态方面的合作不断深化，正逐步构建起覆盖科技园区、创业孵化、产业基金和技术应用的全链条创新生态。通过政府引导与市场力量相结合，中非持续完善跨境创新创业平台和投融资合作机制，支持科技企业、创新平台和创业团队开展联合创新与成果转化，促进创新要素跨境流动和产业链协同发展。
（五）人工智能治理
中非人工智能合作正逐步由技术支持向制度与规则合作深化。依托中非合作论坛、共建“一带一路”及数字丝绸之路等合作机制，中国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政策对话、监管经验交流和治理规则协调，通过《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等多边倡议以及中非共同发布的《中非数字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倡导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在数据安全方面，中国倡导以“数字主权”为核心的数据治理理念，推动《全球数据安全倡议》的原则在对非合作中落地。在人工智能伦理层面，中国强调“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理念，支持非洲加强算法治理、伦理审查和风险治理能力建设。
三、中非人工智能合作面临的挑战
尽管中非人工智能合作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并在多个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但合作仍面临多重现实制约。内外部因素相互交织，影响中非人工智能合作的深度、广度和可持续性。
（一）人工智能监管与治理能力仍待提升
人工智能技术的“黑箱”属性增加了监管难度，使中非双方在人工智能监管与治理方面面临共性的安全风险，同时，法律制度、监管机制、技术标准及监管能力等方面的短板，也制约了合作的高质量发展。
第一，人工智能监管制度供给有待补齐。人工智能带来的算法、数据、安全和伦理风险不断加剧，使监管成为中非合作需要共同面对的重要议题。人工智能技术迭代速度明显快于监管制度建设，现有法律法规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算法透明度、责任认定以及高风险应用监管等新问题的覆盖仍显不足。特别是在跨境数据流动、算法备案、安全评估、内容审核等领域，不同国家监管制度存在较大差异，增加了中非人工智能合作的制度协调成本。
第二，人工智能安全治理能力有待提升。随着公共服务、金融、医疗、交通等关键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加快，算法歧视、数据泄露、深度伪造、网络攻击以及模型滥用等安全风险不断增加，而风险监测、模型评估、应急响应和技术监管等仍缺乏成熟经验，监管机构专业人才和技术支撑能力也有待进一步加强。此外，非洲多数国家人工智能法律体系尚处于起步阶段，监管资源有限；中国虽然已初步建立生成式人工智能等相关监管制度，但在国际规则衔接、跨境治理合作等方面仍面临新的挑战。
（二）非洲基础条件薄弱制约合作落地
人工智能发展高度依赖数字基础设施、人才资源和数据治理体系。当前，非洲相关基础能力仍较为薄弱，制约人工智能研发应用和中非合作项目落地。
第一，数字基础设施薄弱。人工智能发展依赖强大的计算资源、稳定的电力供应、高速互联网以及充足的数据存储，而这些恰是非洲国家普遍滞后的领域。能源限制和基础设施薄弱，使非洲难以直接承接高强度人工智能计算。非洲互联网普及率仅为38%，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68%。非洲数据中心数量偏少，占全球总量不足1%。这导致中非在云计算、智能平台和大模型训练等领域的合作成本较高，也限制了人工智能技术在非洲的大规模部署与应用。
第二，人才及初创企业数量不足。根据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2025年发布的报告《非洲人工智能人才发展图景》（Africa"s AI Talent Development Landscape），非洲仅拥有全球约1%的人工智能人才。非洲的高校课程、科研体系和产业孵化能力仍不完善，导致中非在联合研发、技术转移和产业协同方面缺乏足够的人才与企业支撑。同时，非洲人工智能初创企业融资能力较弱。根据美国市场与数据研究公司CB Insights2025年发布的报告《2025年风险投资现状》（State of Venture 2025），2025年第三季度，非洲人工智能初创企业仅获得全球人工智能风险投资的0.03%。这进一步制约了中非技术合作成果的本地转化与产业化。
第三，数据治理体系滞后。非洲数据存储与处理高度依赖海外基础设施，本地数据中心数字能力不足，削弱了数据主权并增加了外部风险。尽管非洲多数国家已建立数据保护法律，但执行能力有限。当前，非洲数据治理规则存在碎片化问题，缺乏统一标准与协调机制，例如非盟发布的《大陆人工智能战略》仅具指导性，在国家层面不具约束力。这不仅提高了中非数据共享和人工智能治理合作的制度成本，也影响了双方长期合作的稳定性。
（三）非洲技术自主与适配难题影响合作落地效果
除基础条件制约外，非洲人工智能发展的深层“瓶颈”还体现在核心技术能力不足和本地化适配水平有限，制约了中非合作由技术引进向联合创新和能力共建的深化。
第一，核心技术能力不足。非洲人工智能产业链的核心环节，如芯片研发与算法创新等，总体较为薄弱。非洲长期依赖外部技术输入，加大了数字主权受限的风险。若缺乏本地技术能力培育，中非合作也可能被外界质疑为“数字资源—技术输出”模式，难以真正形成自主可持续的人工智能生态。底层技术平台、数据产业体系和模型研发能力薄弱，制约了中非在联合研发、技术标准制定和治理规则塑造等方面的合作深度。
第二，技术本地化不足。当前，主流人工智能模型多基于欧美数据、语言和应用场景训练，与非洲农业、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实际需求契合度不足。同时，非洲网络、算力等基础条件有限，本地语言资源和场景数据不足，大模型对多语言、多文化环境的适配能力有限，制约人工智能技术推广应用。非洲现有人工智能评测标准和技术生态也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在数据标注、开源社区和模型优化等方面基础较弱，导致中非合作项目在技术迭代和本地部署过程中仍面临较强外部依赖。
（四）国际竞争与规则博弈加大合作不确定性
随着人工智能成为全球科技竞争和规则重构的重要领域，非洲已成为大国战略布局和国际规则博弈的重要角力场。中非人工智能合作面临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以及在合作推进、规则协调和国际话语权等方面的挑战。
第一，大国在非洲的竞争加剧。美国、欧洲等西方发达国家正通过投资、技术合作和规则输出等方式加快布局非洲人工智能市场，并在技术标准、数据治理等关键领域施压非洲国家，压缩中非合作空间，增加合作推进和技术落地的不确定性。同时，西方还不断操弄政治化叙事，刻意歪曲和抹黑中非之间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正常技术交流与产业合作，进一步增加了中非合作的舆论和政治成本。
第二，全球治理规则主导权失衡。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规则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非洲国家参与度低、话语权有限，难以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求。在数据治理、技术标准和伦理规范等领域，非洲长期处于规则接受者地位。这种失衡使中非双方难以在国际治理框架中充分表达共同诉求，也可能演化为制约中非人工智能合作的制度性壁垒。
四、深化中非人工智能合作的路径
针对当前中非人工智能合作面临的各类现实挑战，中非应统筹推进合作机制建设、基础能力提升、技术创新协同和全球治理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合作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一）加强顶层设计，完善中非人工智能合作机制
完善合作机制是深化中非人工智能合作的重要前提。中非双方应加强战略对接和制度协调，健全合作机制，深化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为中非人工智能合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支撑。
第一，建立中非人工智能合作项目清单制度。依托既有合作框架，参照《携手构建中非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2025—2026）》的实施思路，每两年发布“中非人工智能合作重点任务清单”，明确重点领域、牵头单位、实施路径和预期成果，形成“规划—清单—实施—评估”的闭环管理。
第二，构建多层次合作载体和联合工作组。支持建设中非人工智能合作中心、联合实验室、技术转移中心和创新示范区，形成覆盖技术研发、人才培养、成果转化和产业合作的多层次合作网络。参考“中非医院联盟”下设“健康丝路人工智能发展工作组”模式，围绕数据治理、算力建设、人才培养等专题设立中非联合工作组，共同制订年度工作计划，定期召开工作会议。
第三，加强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协调。加强在数据跨境流动、算法治理、生成式人工智能监管、技术标准与认证互认等领域的政策协调，积极探索符合中非发展实际的监管模式，支持在重点应用场景开展监管沙盒试点，允许中非企业在限定范围内测试创新产品，同步积累风险评估数据和治理经验。持续完善人工智能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伦理准则和行业规范，推动建立双方认可的技术评估、安全评测与认证衔接机制，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二）夯实非洲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
数字基础设施、人才资源和创新生态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支撑。针对人工智能发展基础能力不足等问题，中非双方应坚持能力建设优先，夯实合作发展基础。
第一，加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合作。中方可发挥技术与成本优势，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建设数据中心和云计算平台，优先在重点国家布局区域性算力枢纽与数据中心集群，提升本地数据存储与处理能力。结合非洲实际，采取模块化、分阶段方式建设中小型数据中心。同时，推动绿色能源与数字基础设施协同发展，在光照资源丰富的东非国家探索“光伏+数据中心”等模式。
第二，构建多层次人工智能人才培养体系。依托政府合作项目、高校联合培养和企业培训计划，加强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合作。支持中非高校共建人工智能学院、联合实验室和研究中心，通过联合培养、短期访学等方式提升人才流动与知识水平。同时，鼓励中国企业和科研机构参与非洲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帮助完善人工智能课程体系和实践教学平台，培育本土技术人才。
第三，培育本地创新生态与初创企业。设立中非人工智能创新基金、科技孵化器和产业合作园区，支持非洲初创企业发展。鼓励中国企业与非洲本地企业开展联合研发、合资经营和成果转化合作，推动技术转移和产业链本地化发展，逐步实现由单向技术输出向联合创新和利益共享转变。
（三）提升非洲国家技术自主与本地适配能力
提高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和本地化应用水平，是推动中非人工智能合作由技术输入向联合创新转变的关键。应立足于非洲发展需求，加强核心技术协同研发，推动人工智能与当地应用场景深度融合。
第一，强化核心技术协同创新。围绕非洲农业、医疗、教育、金融等重点领域需求，支持中非科研机构加强核心技术联合研发。建设中非开源创新平台和联合实验室，推动算法、模型和开发工具共享。协助非洲建立人工智能测试评估、认证审核和伦理审查体系，提升自主创新和技术治理能力。
第二，推动技术本地化适配。支持中非合作开展多语言、多方言语料库建设，以中非高校联合实验室为平台，以非洲前三种主要本土语言为试点，分阶段推进基础语料采集与标注、效果验证和推广应用。针对非洲算力资源有限等现实条件，联合开发轻量化、低功耗、可离线运行的人工智能模型，完善工具链。
（四）深化国际治理合作，提升人工智能治理话语权
当前，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影响力仍显不足。中非应加强国际协调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普惠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第一，共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话语权。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多边框架下的协调配合，支持非洲国家更广泛参与全球人工智能规则制定。围绕发展中国家共同关切，在数据主权保护、技术普惠发展等议题上提出更多中非共同倡议。同时，加强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协同联动，推动形成跨区域合作网络，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制定中的集体影响力与议程设置能力。
第二，加强舆论引导与示范项目建设。加强中非媒体与智库合作，主动讲好中非数字合作故事，驳斥“数字威权主义”等不实指控。打造一批标志性人工智能合作项目，在算力、智慧农业、数字医疗等领域形成可复制经验，通过“试点—推广”路径扩大合作规模。
（本文刊登于《中国信息安全》杂志202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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