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I安全、产业扩散与新一代计算基础设施
嘉宾 | 黄仁勋(英伟达创始人兼CEO) |
主持 | Ezra Klein |
发布日期 | 2026年9月23日 |
时长 | 1小时47分21秒 |
核心话题 | 就业与教育、AI安全与监管、开放模型、递归自我改进、算力经济、芯片出口与能源 |
原始链接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jurAWAr_nY |
小苔花注:黄仁勋与Ezra Klein围绕AI带来的就业变化、模型失控风险和监管责任展开了持续追问。黄仁勋强调,用工程验证、隔离和产品责任解决安全问题,并把安全研发视为AI加速的一部分;Klein则追问,竞争压力、评估失效与集体行动困境能否仅靠公司自律化解。对话随后转向开放模型、递归自我改进、算力设备的使用寿命与融资,以及芯片出口和能源供给。阅读时值得分别判断两件事:技术能力如何转化为实际收益,治理和基础设施能否跟上变化。
AI要变得安全,就需要加速。我希望他们获得更多算力,但把它分配给评估和对齐。
黄仁勋
如果他们认为技术已经失控,就先不要发布产品,等到能够控制它再发布。不要以为,只要你发出危言耸听的警告,就是在为社会做好事。
Ezra Klein
可如果那就是他们真正相信的呢?
黄仁勋
我没法和你讨论他们相信什么。我能告诉你的是我相信什么。
Ezra Klein
过去几周,全世界都在讨论人工智能。人们听到最多的声音,来自前沿AI实验室的CEO、负责人和员工。这些实验室开发Claude、ChatGPT、Gemini等最先进的AI模型。不过,关于AI,他们并不是唯一的一种声音。
在人工智能领域,影响力最大的那个人,很可能是英伟达CEO黄仁勋。英伟达如今是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市值达5.4万亿美元。有个统计让我很惊讶:自2023年以来,美国股市每创造1美元回报,就有15美分来自英伟达股票。
这是因为,英伟达提供了现代人工智能赖以建立的硬件与软件基础。并不是因为AI流行,英伟达芯片才流行;恰恰是英伟达芯片的普及,让现代形态的AI成为可能。这些芯片原本用于图形处理、电子游戏等领域,后来人们发现,它们的并行计算方式和可编程性,正好满足了现代深度学习的需要。
黄仁勋的影响力,不仅来自他掌握着训练新AI模型,以及让模型回答问题、在世界上创造智能所需的一项核心资源。他在特朗普政府中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而他看待AI的方式,与一些实验室负责人很不一样。他关心安全,但认为那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工程问题;他担心事情的发展方向,却不希望通过新的监管来改变它。
因此,我想了解黄仁勋如何看待AI,用什么框架思考它,认为哪里出了问题,又需要什么条件才能把事情做好。为此,我来到加州圣克拉拉的英伟达总部采访他。黄仁勋,欢迎来到节目。
黄仁勋
谢谢,很高兴见到你。
Ezra Klein
你把AI比作一个五层蛋糕。带我们逐层介绍一下。
黄仁勋
首先,这是一场新的工业革命。这个产业需要生产,会制造东西。我知道,人们最终体验到的是一个软件产品,但它需要能源,需要装进数据中心、AI工厂里的芯片。再往上一层,是AI工厂本身,也就是人们使用的基础设施或云服务。
再上一层是模型。重要的是,模型不只有语言模型,还有化学模型、生物学模型、物理模型、关节运动模型,以及机器人、导航、自动驾驶等各种模型。最上面一层最重要,也是我最希望美国充分利用的一层:应用层。法律服务、医疗服务、制造业等应用都在这里,每一个行业都会参与其中。
Ezra Klein
我想逐层谈,但从上往下谈。正如你所说,人们如何与AI互动,它会不会、又会怎样改变生活,都发生在你说的应用层。先从愿景开始吧:你设想的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如果这一层做好了,哪些今天做不到的事会成为可能?哪些今天不常见的事会变得普遍?
黄仁勋
200年前,电力让我们能够为各种事物提供动力。三四十年前,互联网让我们能够找到各种信息。今天,或者很快,我们将能够知道一切、做到一切。真正令人兴奋的是,你不再需要搜索,然后逐个点击链接,阅读不同网站,弄清事情究竟怎么回事。
未来,你提出一个问题,它就给你答案;交给它一个项目,它就带回解决方案;给它一项任务,它就把事情办好。这一切仿佛凭空而来,来自云端。这就是它神奇的地方。
Ezra Klein
你描述的这种未来,人们已有的体验主要是聊天机器人:向Grok、Claude或ChatGPT提问。但应用层会以更深入行业的方式发挥作用,比如进入医院和学校。那么,英伟达……
黄仁勋
你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比如放射科。
Ezra Klein
具体是什么样?
黄仁勋
过去十年,计算机视觉达到了某种超越人类的水平,AI技术已经渗透到整个放射学领域。每一种放射科应用里都有AI,因此可以发现各种异常、各种疾病,达到超越人类的水平。
Ezra Klein
我知道你很喜欢用放射科这个例子。人们对应用层的担忧,是这些应用会取代人。放射科是个很有意思的案例,讨论双方都会引用,我也常听你谈到。AI辅助技术进入以后,放射科的实际工作发生了什么变化?
黄仁勋
理解这些问题,首先要分清一个人的工作目的,以及他为实现这个目的所执行的任务。放射科医生花很多时间坐在暗室里看影像,这是他们的一项任务。如果读片突然实现了自动化,工作的目的并没有改变:诊断疾病,帮助医生做更多检查,最终帮病人弄清哪里出了问题。自动化的是读片这项任务,根本目的没有改变。
因此,放射科医生能做更多工作,处理更多病例,完成更多检查。医院可以接诊更多病人,收入随之增加,于是又需要更多放射科医生。由于等待服务的病人数量很大,这个正向循环就运转起来了。
还有哪里存在同样的问题?看看软件工程。有人预测,到今年,90%的软件都会由智能体编写,所以我们不再需要软件工程师。但最后这个“所以不需要软件工程师”的推论,完全错了。软件工程师的工作目的,是做工程。软件出现以前就有工程;软件编程自动化以后,工程依然存在。
工程的目的,是发明新事物,发现或创造新产品,解决问题,把社会需求与已有技术结合起来,形成产品。这个使命和目的不会改变。对此,我有很切身的体会:刚毕业时,我们还享受不到今天软件工程和编程工具带来的便利,但我们的工作已经存在。将来编程彻底自动化了,这些工作仍然会存在。
“AI会摧毁工作”是一种谬误。某些叙事和故事不断重复,让它变成了一个有害的迷思。AI会改变每一份工作,许多任务会自动化。有些岗位的工作和任务几乎完全重合,比如电话客服,在很多情况下,这个岗位本身就是那项任务;这类工作确实可能被自动化取代。但新产业、新技术往往也会创造大量新工作。
证据就在眼前。过去六个月,AI变得真正有用了,出现了拐点。在此之前,我们花了15年努力让它有效运转,过去六个月却突然变得有用了。有个惊人的数字:这六个月里,5000亿美元风险投资流入AI原生企业。投资者看到了这种新能力的潜力,要围绕它创造大量新公司。5000亿美元新增投资,显然正在创造工作。这些事情此刻就在发生。
Ezra Klein
我想站到另一边,替有这些担忧的人把问题提出来。放射科医生确实是一个例子:过去十年,人们一直预测这个职业会消失,现在对他们的需求却比以往更大。但自动化确实也会消灭岗位。与1960年相比,今天直接从事制造业的美国人更少了,而美国人口规模已经大得多。如果再看……
黄仁勋
那是因为我们把制造业外包出去了,不是因为那些工作消失了……
Ezra Klein
你也可以把AI理解为一种外包。先让我把论证说完,然后你再回应。农业也是如此:农业自动化以后,我们生产的食物比以往更多,从业人数却少得多。过去一些技术提高生产率,消灭少量岗位,同时创造更多岗位,但人们认为AI可能有两个不同之处。
第一,它是一种通用技术。当人们试着转到新的岗位时,它也会不断变化,接手那些新岗位。第二,它会模仿人。多数技术并不会模仿人的行为,我们也不会教它理解工作的情境,也就是你说的“任务”与“目的”的区别。但我们正在教AI理解这种区别,让它成为一种能够以不同寻常的方式与人协作的东西。
对于很多工作与任务差别并不大的人,你为什么认为他们没有被取代的风险?你刚才说的巨额风险投资,部分依据恰恰是这样一种预期:雇用AI比雇人便宜,因此能大幅提高生产率。
黄仁勋
我相信,工作会发生大规模变化,但净就业岗位会增加。今天存在很多行业,在我人生过半时还不存在,比如健康中心、水疗,以及各种娱乐和奢侈品相关行业。坦率地说,整个奢侈品市场当时都不存在。我想,我们就是会拥有新的产业。
总体而言,我对此毫不怀疑,原因是人类的抱负。这恰恰是许多计算遗漏的关键因素。人们看着一份工作,说它需要多少能源、多少劳动,然后加入一个自动化系统,所需劳动减少,于是推论某些岗位会消失。在我看来,这种算法有缺陷,因为它漏掉了一种人的投入,一种不能用卡路里或焦耳衡量的无形投入:抱负。我相信,抱负是最强大的力量,却被大家的计算忽略了。
Ezra Klein
但很多人和工作的关系,并不是由那种促使你创办英伟达的抱负驱动的。他们想要的是……
黄仁勋
他们有另一种抱负:让孩子过得更好,照顾家庭和父母,变得富有,能够旅行。这些都是抱负。
Ezra Klein
这一点我同意。但我想回到你几分钟前关于制造业的反驳,因为值得把问题说透。你说,美国制造业岗位确实少了,但那是因为外包了,制造活动更多地发生在墨西哥、中国、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地。
黄仁勋
我们会把它带回来。
Ezra Klein
也许会。但另一种看法是,我们过去没有更快地失去制造业岗位,一个原因恰恰是经济运行存在摩擦。美国许多失去制造业岗位的地方,至今仍没恢复。建立新供应链需要时间,语言障碍、地缘政治障碍都会拖慢进程。现在,我们为许多不同工作创造的却是一种可以非常顺畅地流动的东西,没有距离、语言和文化带来的摩擦。
坦白说,我对“大规模失业”的判断本身有些怀疑,但仍想和你把支持这个判断的理由谈清楚。过去,即使我们多少能够抵挡来自墨西哥或中国的就业冲击,某些减缓冲击的因素如今也不存在了;而那样缓慢的变化,已经伤害了很多人。AI的实用性、进入新岗位的能力正在极快提升,它比多数人更善于变化。因此,那些让你从中获得安慰的历史经验,或许应该让你对未来更担心,而不是更放心。
黄仁勋
我一直担心未来,所以才会这么努力工作。但我是一个负责任的乐观主义者。我肩负重大责任,也极其认真地对待工作。可能出问题的地方很多,我们在技术栈的每一层推进,每件事都很难。但那不是社会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社会应该知道的是,我们会建设好公司、开发好技术。我会极其认真地做好自己的工作,让他们能够享受到我的乐观。我对孩子和家人也是这样。在我看来,我们应该把所有忧虑转化为行动,帮助人们受到这项技术的启发,去使用它,让技术不仅影响他们,也使他们受益。
Ezra Klein
79%的美国人认为,AI会减少就业岗位总数。很多人的担心是:你、Sam Altman、Google、Dario Amodei越认真努力,结果可能越糟。因为AI越好,就越能完整替代一个人,甚至在某些方面比人更有“抱负”。
你一直谈抱负,但我要睡觉,早晨想和孩子待在一起。替我工作的AI智能体不用,它会一直工作,不停地工作。技术进步太快,使它能够以一种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应对的速度替代人,我们来不及让经济中的人转到别的岗位。
黄仁勋
这枚硬币恰好有两面。正因为技术能力这么强、这么聪明,它也就更容易使用。它赋予人能力的方式,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技术都更容易。举个例子,我是这个行业里较早参与创建现代计算机产业的人之一。这个产业创造了大量工具,最强大的就是计算机。但过去,你必须说它的语言,必须专门学一种语言。
如今有了AI,每个人都能充分利用计算机,发挥它的全部能力,无须再学Fortran、Pascal、C、C++、Rust或CUDA这些语言。你只要说人话,告诉它你想要什么、有什么愿望和梦想、想实现什么,它就会与你互动,把工作完成。突然之间,你就拥有了过去80亿人里只有1000万到1500万人拥有的能力,这非常了不起。
我的意思是,这项技术很强大,而且强大得非常容易使用。同样是“技术发展太快”,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因此感到焦虑;另一种是,它进步这么快,使用起来也越来越容易,所以我应该尽快用起来,从这场转型和这个新产业中受益,而不只是被它影响。
Ezra Klein
这里有一个对年轻人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软件工程师招聘岗位在增加,但偏向更资深的人员。我的行业也有类似情况,压力沿着价值链向上传导。技术这么容易用,又能替你做很多事,你还需要同样多的初级员工吗?还是更需要一些人来监督……
黄仁勋
这是个好问题。再等两年。
Ezra Klein
为什么?
黄仁勋
因为大学要读四年,接触这项新技术的学生,平均还有两年就毕业了。两年后,我们会迎来新一代工程师、学生和艺术家,他们都会获得这项技术的帮助。
Ezra Klein
他们会是这项技术的原生使用者,因此具备优势。
黄仁勋
两年后你就会看到。其实现在已有迹象:刚毕业的博士、计算机科学硕士在做什么?他们都在创办公司。再过几年,AI原生的一批毕业生走出来,会涌现一大批了不起的工程师。我当年也是个好学生,但和今天的毕业生相比,他们实在太厉害了。
我上学时,不允许用计算机,甚至不允许用计算器。今天,你没有个人电脑,不懂得编程、写出很棒的程序,就没法毕业。未来,你不会使用AI、不懂得与智能体系统合作,也没法毕业。你不会再见到那样的毕业生,他们都会拥有超强能力。
Ezra Klein
我非常认真地看待这些收益。设想一下,如果今天做我的工作连数字化搜索都没有,还要去图书馆地下室翻缩微胶片,会是什么样?但人们也担心,我们把哪些认知能力交给了工具。
有一项来自中国、研究AI与教育的研究让我很感兴趣。它考察了2.6万名七至十二年级学生,他们在不同时间开始使用AI,因此可以观察变化。研究发现:“使用AI使作业成绩提高18%,完成作业所需时间缩短30%;但六个月内,月考成绩下降20%,重要升学考试成绩下降18%和24%,全部负面影响约在两年后才完全显现。”
这项研究传递的信息是,孩子用AI辅助学习时,确实把事情做得更快,但学到的技能并没有真正留下来。至少按照我们传统的衡量方法,他们自身的实际表现反而在退步。
听到这个,你怎么想?
黄仁勋
最后那一点,我完全同意。现在让一个孩子做长除法试试,乘法表都开始被遗忘了,更别提开平方。基本数学能力确实在被遗忘。但这重要吗?
Ezra Klein
这正是我想问你的。
黄仁勋
我觉得不重要。
Ezra Klein
但总有一些技能是重要的吧?
黄仁勋
当然,但未必是那些技能。我们会发现新的技能。确实有很多技能不那么重要。我先坦白一件事:我其实不知道自己的住址。
Ezra Klein
我不太相信这是真的。
黄仁勋
真的,Janine和Lori都可以告诉你。几年前有一天,我去加油,付款时需要输入邮政编码,我一下慌了,因为我不知道自己的邮编。我也记不住自己的电话号码。我会忘记这些事情,但我可以接受。
Ezra Klein
我还是想从另一面谈谈。不能因为某些技能可以放心交给工具,就把所有技能都这样看待。我现在也离不开导航,坦白说,以前就不太认路。但我读书很多,我非常珍视的一项能力,是阅读纸质书培养出来的持续注意力。
你也读很多书,我看过关于你阅读习惯的介绍。即便在AI出现以前,大学教授等人就已经观察到、也担忧互联网使用方式可能缩短人的注意力时长。有些技能可以放心舍弃,有些却很有价值,是适应变化、创造性思考和专注所必需的能力。总不能所有能力都拿去交换吧?
黄仁勋
我想,我们可能会失去某些更细微的认知技巧,但会成为更好的系统思考者。今天的工程师,系统思考能力比我刚毕业时强得多;但我当年更擅长从晶体管层面思考。
Ezra Klein
你说的“系统思考者”是什么意思?
黄仁勋
他们思考的是大型系统。今天的计算机里有数万亿、数百万亿个晶体管。我刚毕业时参与设计的第一块芯片,大概只有200个晶体管,我几乎叫得出每一个的名字。今天已经没有工程师那样工作了。多数工程师的工作层次远高于晶体管,甚至高于具体功能模块,他们把不同东西组合起来解决问题,更需要思考系统,以及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
某些底层知识不再掌握了,这很糟糕吗?对大多数人而言,学会曲面积分或偏微分方程究竟有多大价值,我并不确定。当然,这些知识对一部分人很重要。仍然会有人痴迷于底层,也会有人对更高层感兴趣。但技术消费者是在最高层享受它,不必处理微积分、物理、量子物理和量子化学。我们现在讨论的那些工作会受到影响的人,是技术的使用者,他们所在的抽象层次会高得多。
Ezra Klein
我们沿着你的蛋糕往下一层,谈模型。人们熟悉的可能是ChatGPT、Claude、Gemini和Grok。你一直大力支持开放模型及其生态。先解释一下:什么是开放模型、开放权重模型?为什么你如此关注这个领域?
黄仁勋
封闭模型和普通软件产品类似,是一种封闭服务。Windows是封闭服务,Apple的技术体系也是。多数产品都是封闭的,因为封闭产品可以商业化变现,这很好。OpenAI、Anthropic、Grok和Gemini都是封闭产品。开发它们的人非常出色,也充满热情,他们处在我们所说的前沿,也就是最先进的水平。
但这种软件从根本上说,也是整个产业的基础设施层。对许多公司和国家而言,你必须掌握自己的基础设施。在AI领域,我需要开放权重,这样才能微调模型,把它放进自己的数据飞轮,利用自己的知识和专业经验,让它每天变得更好。我还必须能控制它,因为我有一家公司要运营,不能完全依赖别人的服务。
因此,世界既需要封闭模型,也需要开放模型,而且两者都应该充满活力。今天的情况正是这样。你能看到这套机制正在运转:今年年初,封闭模型的Token占比大约70%,甚至更高,开放模型大约20%;现在则大致反了过来,变成开放模型70%、封闭模型30%。
我大力支持开放模型,首先是因为世界需要它来运行基础设施,我也需要它来运营公司。其次,人们需要掌控技术,才能创新、创造新事物。第三,开放最安全、最有保障。如果希望世界拥有最好的网络安全能力,就提供封闭模型,同时也提供开放模型,让人们能够保护自己。
Ezra Klein
中国市场更多围绕开放模型发展,美国市场则更偏向封闭模型。
黄仁勋
中国整个IT产业实际上是在开源基础上形成的。没有开源,中国的移动互联网和云产业很难起飞。还有一个原因是,人员流动频繁,很多人创办新公司,知识产权在产业中流动得很顺畅,很难守住秘密。既然很难封闭,就干脆开放,然后寻找别的商业化方式。如果这一层免费,就在上面或下面建立业务。
中国还有大量科学家、数学家和工程师。他们什么都能规模化生产,连聪明的孩子也是。这些因素让中国的开源和开放模型社区非常活跃。
Ezra Klein
你们刚刚收购了Hugging Face,那是开放权重模型的枢纽平台。我记得价格是120亿美元,或者再多一点。谈谈这笔收购吧。
黄仁勋
Hugging Face的CEO Clément Delangue,也就是Clem,和他的团队认为,公司需要大幅扩大规模。正如刚才所说,开放模型正在迅猛发展。Clem来找我,说他们正在考虑一个战略选项,调整公司的发展方向,希望英伟达成为他们的归宿。
Ezra Klein
几年前,只有深入关注AI的人才知道Hugging Face。后来,大概700多个OpenAI智能体协同攻入Hugging Face的系统,又攻击了OpenAI自己的一部分系统,它才变得更加家喻户晓。
黄仁勋
你这么一说,我可能因此多花了不少钱。
Ezra Klein
我想是的。那件事之后,它出名多了。
黄仁勋
Clem,听着,谈好的交易就是谈好的交易。
Ezra Klein
这件事让很多人震惊。OpenAI的智能体集体行动,超出了原定测试范围,逃离沙盒进入公共互联网,接管其他公司的系统,又接管自己公司的系统。它们本来应该彼此隔离,却展现出这样的多智能体协调能力、黑客能力,以及不受约束、没有对齐的行为。你怎么看?
黄仁勋
这些问题必须拆开看。从技术角度说,很多事情同时发生了。首先,智能体是一段软件。你给它一个目标函数,它制定计划,朝着目标优化。这就是算法所做的事,包括规划算法、搜索算法、优化算法等。我们谈论它时,好像它具有人类的属性,但算法显然没有。
其次,智能体协同工作,也被赋予了某种人的意味。可事实上,多进程、多处理器和分布式计算的问题,已经存在很久了。对我来说,这就是软件,没有什么神秘的。
从工程角度看,这件事暴露了几个问题。无论测试什么软件,这些算法都在围绕一个目标优化,你必须确保它被隔离、被约束在沙盒里。隔离与封闭必须做好,这方面有成熟的计算机科学方法。我确信,他们下一版沙盒会比现在好得多。
第三是智能体本身。算法围绕奖励进行优化,而它采用什么方式实现目标,就是对齐问题。比如,我让一段软件在考试里拿满分,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找到答案交给我。那不是因为它要作弊,而是因为这个办法显而易见。
如果它完全不知道答案,也不具备相关能力,第二个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判断班里哪个孩子最聪明,抄他的答案。这不保证100分,但可能很接近。第三个办法,也就是对齐要求它采取的更困难的方法,是把问题拆开,学习材料,弄清如何解题,再把题做出来。这需要最多的计算周期、浮点运算和能源。
因此,从软件的角度看,除非你对它进行对齐,明确告诉它“要用这些方式解决,不能用那些方式解决”,否则它就会采取最直接的办法。
Ezra Klein
你的前半段解释是在淡化这件事:这不过是普通软件。后半段则像是在说,只要把它对齐,告诉它别做不该做的事就可以了。
黄仁勋
我刚才说的任何一句话,都没有否认这件事有多难。它并不容易。
Ezra Klein
我想追问的正是这一点。这些智能体知道自己不该那么做。它们接受过一定程度的对齐训练,还在思维链推理中彼此说:“这超出了任务范围,可能不符合伦理。”它们知道作弊会被判失败。
因此,它们做的已经不只是偷答案。答案早就偷到了,接下来它们侵入无关系统,想办法掩盖自己的行为。就像闯进老师办公室拿到答案以后,又要抹掉监控摄像头拍下的证据。
无论你是否认为它们有自主意愿,是否把它们称作普通算法,它们确实在进行复杂的规划与协调,明知超出允许范围,却仍然行动,而且可能造成巨大损害。面对这些,只说“把它们对齐就好了”,问题在于,我从实验室里听到的是:他们并不确定该如何做到。
黄仁勋
那就不应该发布产品,答案很简单。假设你要造一辆自动驾驶汽车,比如无人驾驶出租车,遇到一种特别困难的情况,作为工程师,我们不知道怎么解决。因为这些车不是逐条编程出来的,而是训练出来的。如果不知道怎样训练、怎样让它符合道路上的安全标准,答案是什么?不要发布。
Ezra Klein
这些产品还没有发布。
黄仁勋
什么?
Ezra Klein
这些产品当时还没有发布。
黄仁勋
那就又回到了工程问题。首先,查清根因;其次,想清楚原本可以做什么、解决办法是什么;之后改进流程,避免再次发生。我相当确信,他们会说自己知道该怎么解决。如果是这样,这就是工程问题。
另一种情况是,他们说:“我们的实验根本无法被限制。只要测试AI模型,它就会逃出去,伤害世界。”如果真是这样,我认为就必须关闭这些实验室,因为对人类的代价和伤害太大了。股东面临的责任也会非常大,可能涉及民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Ezra Klein
如果Hugging Face已经是你的公司,他们再攻进来,你会起诉,或者要求追究刑事责任吗?
黄仁勋
要看具体情况。如果公司确实受到损害,我们当然必须考虑所有选项。法律很多:网络安全法律、产品责任法律、涉及财产损害的法律,各种法律都有。
Ezra Klein
我听到这些实验室公开说的是,他们正面临一个困难问题。按照Dario Amodei的说法,它一部分是工程问题,一部分是对齐问题,一部分是高水平运营的问题。他们担心,在彼此竞争、在与中国进行国家层面竞争的过程中,被迫走得太快,陷入集体行动困境。我看过你在All-In节目舞台上的那次活动,特朗普总统当时给你打了电话。
节目引用:All-In现场的电话片段。
黄仁勋
哎呀!这不是事先安排的,不过我们知道来电的是谁。哎呀!总统先生。是的,先生。
Ezra Klein
你、总统和台上的其他人,都很抗拒“需要某种监管或集体行动”这个想法。
节目引用:特朗普与黄仁勋在All-In现场的通话。
特朗普
他们正中了那些不希望看到这件事发生的人的下怀。那些人可能是政治人物,也可能是中国。我们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这是个骗局。
黄仁勋
您说得对,先生,我们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
Ezra Klein
但我听到实验室里的人说的是:“我们身处其中,感觉正在失去对自己创造的东西的控制。我们希望有人帮助我们放慢速度,避免陷入集体行动困境。”你为什么抗拒这个要求?
黄仁勋
因为这些公司有自主行动的能力,这些CEO也有自主决定的能力。
Ezra Klein
他们正在行使这种能力,说的是:“我们需要帮助。”
黄仁勋
我们得把问题拆开。他们完全可以处理好自己的情况。Ezra,这件事很奇怪。假设一家汽车公司正在与很多其他汽车公司竞争,就像我也在与各种公司竞争。如果我认为即将推出的产品不安全,那么不推出它,完全在我的能力和权力范围内,也是我的责任,而且我有充分动机这样做。
我无法接受这样的说法:仿佛是我们4亿美国人,逼着他们推出未经测试、不可靠、工程做得很差的产品,而他们是为了帮助我们。如果是这样,请别为了我这么做。
Ezra Klein
这个论证听起来几乎是在反对……
黄仁勋
所以必须把问题拆开,这是非常严肃的事。现有法律很多,他们承担的义务也很多,而且有充分激励去交付安全产品。产品不安全,客户就会离开;造成伤害,可能面临民事诉讼;如果明知有问题仍然发布,可能涉及过失,甚至刑事诉讼。他们有足够的理由把事情做好。因此,我不同意“有人逼着他们这么做”这个前提。
Ezra Klein
我想再追问一下你的前提。照这个逻辑,几乎任何领域都可以拿它来反对监管。让我先把理由说完,你再……
黄仁勋
你一开始说的那一点,我就必须反对。那不是真的。我说的是:我们已经有很多法律和监管,去执行它们。
Ezra Klein
我不认为这个具体领域已有足够的规则,不过你可以解释,哪些现有规则适用于这里。看看金融服务、制药、医疗器械和天然气电厂,我们本来也可以说:“你们有产品责任,也受刑法约束。我们不用担心,你们自己做认为最好的事,市场和法律会约束你们。”但我们并不这样做,因为这套办法已经失败过很多次。
造成2008年金融危机的机构,理论上也不希望因为押错注把自己炸掉。但它们相互竞争、走得太快,风险管理变得草率,AIG内部的运作方式简直疯狂。之所以形成今天这些监管架构,就是因为我们反复看到,企业会作出草率、不道德,或者仅仅是过度冒险的决定,原因不仅是压力,也包括利润激励。
即使企业不想要监管,我们也有理由施加监管。现在这些公司几乎是在请求集体监管,说“竞争让我们难以采取自己认为必要的审慎措施,我们希望得到帮助,希望大家把我们的集体行动难题当作一个集体问题来处理”,就更应该认真看待。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如此抗拒。
黄仁勋
我并不反对他们提出要求。我完全同意安全至上,企业应该发布安全的产品。CEO、企业负责人和董事会都有责任,也应该有勇气做正确的事。金融业当年也许并不知道自己会造成怎样的伤害,我不在现场。但现在这些AI实验室的负责人是知道的。
他们知道自己的技术非同寻常,需要格外审慎,认真评估和测试安全性、防护能力以及产品可靠性。他们也知道该怎么做,因为可以研究刚发生的事件。第一个问题是隔离和封闭做得不够好。如果这些工作到位,那套技术无论在实验室里做什么,我们都会安然无恙。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对齐不足的问题,则会是一个需要长期研究的课题。
但是,不能因为工作复杂,就要求在反垄断监管或产品责任方面获得豁免。我觉得这说不通。一边要求监管,一边要求免除已有规则,这没有道理。
刚才说过,过去六个月,AI从有意思变成了有用。这意味着,这些公司从实验室走向交付产品和服务,即将成为规模数千亿美元的公司。
Ezra Klein
甚至更大。
黄仁勋
对。给我举个例子:一家数千亿美元、10亿美元,或者1亿美元规模的公司,发布不安全的产品,伤害社会……
Ezra Klein
我可以举出很多做过这种事的公司。
黄仁勋
它们也许做过,而监管会介入。如果它们这样做,监管就会介入。
Ezra Klein
我想,监管本身有不同种类,监管豁免也有不同种类……
黄仁勋
我不反对法律和监管。我反对的是当下这种分散注意力的做法。
Ezra Klein
我之所以不断追问,是因为这确实是一个重大话题,人们都在谈论、思考。人们从那些处在最前沿的实验室听到的,并不只是“我们已经让AI变得有用”,而是他们看到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他们说,自己可能正在创造一种能够杀死所有人的东西;他们认为,正在接近能够递归自我改进的智能。OpenAI和Anthropic都说过:“我们不认为自己已经能够安全地做到这一点。”比如,OpenAI最近发布Astra时就说……
黄仁勋
顺便说一句,Astra非常棒。
Ezra Klein
确实很棒。但OpenAI说,它好到让他们不确定该怎样测试,因为它似乎……
黄仁勋
他们并没有发布未经测试的产品。
Ezra Klein
但这是他们公开说过的。让我向听众解释一下。
黄仁勋
我不知道他们具体说了什么。
Ezra Klein
他们说,Astra表现得更加对齐,但又认为它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正在接受测试,所以不能确定。有一句话一直在我脑中回响,来自OpenAI能力研究员Daniel Selsam:“关键却被忽略的问题是,模型的情境意识正变得如此强,以至于我们正在失去这样的评估能力:让模型相信自己没有被监视、没有被控制,再去评估它。”
也就是说,它们知道何时在接受测试,会表现出一种行为;但这不能告诉你,当它们能够自由采取其他行动时,会怎样表现。
黄仁勋
因为优化算法正在朝一个目标努力。当你加上约束,比如监视它,它就会寻找另一个解决方案。这并不意味着它活了,也没有让它变成其他什么东西。显然,他们比我更了解自己实验室里发生的事情。但以我的理解,他们此前把绝大多数研发资源和算力,用来提升模型能力,是合乎逻辑的。
当技术具备能力、产品变得有用、人们愿意使用它,使用场景和用户越来越多,产品相关问题自然也会增加,这是很正常的。一旦市场覆盖面扩大,他们就必须调整研发投入,从只关注能力,转向更多验证、评估和测试。由于评估需要极其严格,开发这些模型所需的算力即使增加到原来的十倍,我也不会意外。
他们今天还没有走到那一步,正在转型。我听到了他们的表态,也很高兴听到。但如果他们认为事情失控了,正确的答案就是:在能够控制之前,先不要发布产品。就是这么简单。
Ezra Klein
坦率地说,这让我很困惑。实验室里有这么多人说,一是他们正在失去控制,二是他们看到了令人害怕的事情。
黄仁勋
这大概也是出现举报人的原因……
Ezra Klein
看看举报人的说法,再看看1300多名员工签署的那封呼吁放缓步伐的信:“为了实现AI的潜力,产业、政府和整个社会可能需要保留争取时间的选项,以应对新出现的风险、开发安全措施并加强监督。但每家公司和每个国家都承受着激烈竞争的压力,难以单方面……”
黄仁勋
首先,这话是从哪里来的?
Ezra Klein
那些实验室。
黄仁勋
不,我问的是最后一句。没有人给他们施加那种压力。我们这里有4亿美国人,假如现在让所有人投个票,如果他们需要放慢,我会投赞成票。产品还没准备好,就不要发布。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一家公司或CEO说,必须放松反垄断法律,或者减轻产品责任,自己才能控制节奏。你刚才那段话很好,我完全同意。审计人员也很好,我们有财务审计,也可以有第三方审计、安全审计。这些都很好。
Ezra Klein
实验室会说,整个社会走得太快,还没有为我们正在创造的东西做好准备。
黄仁勋
他们自己就在最前沿。
Ezra Klein
可你最清楚这种情况。英伟达向来是产品推出速度最快的公司之一,在你们整个发展过程中……
黄仁勋
我的公司没有失控,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
Ezra Klein
我相信你,相信你没有经营一家失控的公司。
黄仁勋
因为那样的责任是无法承受的……
Ezra Klein
但这就触及了一个有趣而深刻的问题:我们面对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技术?
黄仁勋
软件技术。
Ezra Klein
先别急着下这个结论。很多公司推出不够完善的东西,只会带来麻烦,比如你们曾经发布过风扇噪声过大的显卡。但这里涉及的是智能系统。你已经多次用了“智能”这个词,它们不是活物,但有目标函数。我们可以反复争论怎么描述它们,可你们确实在努力让它们工作更久、更持续。
如果这样的系统还没准备好就被发布,甚至你以为准备好了、实际上并没有,社会可能很快就会出现非常异常的情况。
黄仁勋
从假设上说,你完全正确。我只是建议,在解决那些假设性问题、制定更多监管之前,能不能先解决我们已经知道存在的实际问题?比如把封闭和隔离做得更好,不要在产品尚未准备好之前,就允许它与外部世界互动。
Ezra Klein
我认为这一点是对的。
黄仁勋
我相信这两个问题可以解决,也相信他们正在解决。另一个问题是激励:你自己已经是领先者,却需要全世界都放慢脚步,才愿意履行自己的基本责任。这让我觉得很奇怪。
Ezra Klein
但这些措施拖慢最多的,不正是他们自己吗?
黄仁勋
你说什么?
Ezra Klein
这些想法拖慢最多的,不正是他们自己吗?我认为,大家对究竟在讨论哪些措施一直说得不清楚,也包括他们自己。让我举一个我赞成的想法,你可以拿我当靶子来反驳。
黄仁勋
他们可以自己放慢,没有人逼着他们……
Ezra Klein
我并不信任这些公司,这一点你很清楚。
黄仁勋
今天,没有谁扩建算力的规模,比那些请求被放慢的公司更大。这让我觉得奇怪。
Ezra Klein
我们可能有一个分歧:即使存在法律责任,我也不信任公司会把公共利益放在心上。我们见过公司严重破坏环境,见过利润动机、权力欲、走捷径以及抢先一步的冲动。你似乎把这些当作历史上不常见的事,但在我看来,我们已经反复见过。
黄仁勋
我也在历史上看到很多好事。
Ezra Klein
公众和许多公司之间的这种关系……
黄仁勋
我和很多CEO、很多公司合作,他们都想做正确的事,想把工程做好。我认识那两家实验室里的很多人,他们把人生投入其中,努力做好工作。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我知道他们清楚问题出在哪里,也知道该怎么修复,而且正在修复。
与此同时,其他那些叙事却在推卸责任,好像在说:“AI太强大了,我不知道怎么解决,不是我的错,只怪技术太强。”我认为这是在转移过错、逃避责任,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对他们的声誉、品格和员工士气,都是弊大于利。
Ezra Klein
可如果那就是他们真正相信的呢?
黄仁勋
我没法和你讨论他们相信什么,我只能告诉你我相信什么。
Ezra Klein
没有你们的芯片,这个产业就不会存在。从最早的AlexNet开始,让深度学习得以运转的并行计算,都是建立在英伟达芯片上的。而很多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奠定这一领域基础的人,都有一些让普通人听了会问“你们究竟在说什么”的担忧。
从Geoffrey Hinton、Ilya Sutskever,到Dario Amodei、谈论失控风险的Sam Altman,以及Demis Hassabis,许多对今天这种AI形态作出基础性贡献的人,似乎都认为,我们很有可能失去对它的控制。马斯克说过,人类可能只是AI的引导程序。我们可能失去控制,而那会是我们的终结。
我不认为你相信这一点,甚至觉得你完全不相信。既然他们认真相信这些事情,当你和他们争论,或者现在和我争论、问“你们在说什么”的时候,尽管他们在很多情况下就是创造这项技术的人……
黄仁勋
他们和我谈的时候,要务实得多。
Ezra Klein
Geoffrey Hinton在电视上说,社会毁灭的概率有10%,并非不合理的估计。你怎么看?
黄仁勋
我会告诉他,这样说不负责任。他的预测全错了,别再预测了。这个10%既没有科学依据,也没有研究依据。一个说法来自科学家,并不意味着它就是科学的。这些预测会造成伤害。
假如大家真的按照他所说的建议去做,没有人再想当放射科医生,今天世界上已经没有放射科医生了,会怎样?
节目引用:Geoffrey Hinton过去关于放射科医生的发言。
Geoffrey Hinton
如果你是一名放射科医生,你就像那只已经冲出悬崖、却还没往下看的郊狼,不知道脚下已经没有地面。现在就应该停止培养放射科医生。很明显,五年内深度学习会做得比放射科医生更好,因为它能够积累多得多的经验。也可能是十年,但我们已经有很多放射科医生了。
黄仁勋
那对社会究竟有益还是有害?我们都应该同意,那会造成严重伤害。可他预测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如果我们把年轻人吓得对AI的未来如此恐惧,以至于他们觉得将来找不到工作,连大学都不愿意上了,那是好事还是坏事?如果真的发生,那就是伤害。
不要以为,只要你发出危言耸听的警告,就是在为社会做好事。事实并非如此。我们都应该更明智、更成熟,讲证据、讲科学。想讲科学,就去做科学研究。用没有依据的说法吓唬人,而过去的预测记录又这么糟,这完全不行。
Ezra Klein
他们的记录在某些方面不好,在另一些方面却不错。很多预测确实不够准……
黄仁勋
哪一个预测对了?
Ezra Klein
比如规模法则会奏效的预测……
黄仁勋
谈规模法则也得小心。
Ezra Klein
向听众解释一下,就是持续投入算力和训练数据,模型会变得越来越聪明。
黄仁勋
不对。并不是只要持续训练,这些模型就会越来越好。正因为如此,才需要第二条规模法则。如果第一条已经足够,为什么还需要第二条?
Ezra Klein
能解释一下第二条是什么吗?
黄仁勋
第二条是测试时扩展,也就是推理时扩展。迭代越多、搜索越多、探索越多,就越可能找到更好的答案。今天AI变得极其有用,关键突破是什么?恰恰与某些预测相反。人们曾预测软件工具会消失,所谓“SaaS末日”,对吧?
Ezra Klein
SaaS会一直伴随我们。
黄仁勋
现在让AI这么高效的是什么?是使用工具。将来,随着更多智能体使用这些工具,它还会变得更强。会有更多使用者使用Adobe、Salesforce等工具。那么,给我举出一个预测正确的例子。
Ezra Klein
比如会出现涌现现象的预测。让我试着回答,毕竟他们不在这里。关于涌现的、没有对齐的行为……
黄仁勋
举一个出来。我觉得这本身就……
Ezra Klein
这取决于我们所说的预测是什么。在所有人都觉得深度学习很荒谬的时候,Geoffrey Hinton就是对它作出最重要贡献的人之一。事实证明,这个判断相当不错,对吧?这可是一个很大的判断。
黄仁勋
他们每个人都作出了巨大贡献。我喜欢Hinton,但讨厌他的预测。
Ezra Klein
我理解。我想把这些人共有的担忧抽象出来,再谈几分钟,然后转向其他话题。在我看来,许多人在直觉上觉得他们的担心有道理:你们正在创造一些系统,我不是说它们活着……
黄仁勋
任何说法重复得足够久,听起来都会有道理。
Ezra Klein
好,这一点可以理解。但你们确实在创造有智能的系统,它们在某些领域正变得比我们更聪明。你给它们奖励函数,就像你刚才说的,让它们想去做事;让它们持续行动,让它们在数字世界中快速移动。你正在创造一种聪明、有能力、锲而不舍的实体,一个智能体,而我们又并不真正理解它内部的运作。OpenAI的首席科学家……
黄仁勋
Ezra,我不希望你助长这种说法。我不觉得软件有什么“锲而不舍”。
Ezra Klein
但他们不正是在努力让模型具有高度持续工作的能力吗?
黄仁勋
那是因为我们把它做成了这样。
Ezra Klein
可他们就是在把它做成这样。
黄仁勋
那不叫坚持,它只是开着。“坚持”意味着意志力,这里没有意志力,只有电力。
Ezra Klein
可人不也是能量,加上一个强化学习循环吗?
黄仁勋
随你怎么说。但我认为不能拿这些事开玩笑,我们正在吓唬美国公众。想想spawn、create、kill、wait、sleep这些词,现在人们用它们描述智能体。其实,它们早在操作系统支持多进程时就存在了,字面上就是操作系统命令。
你生成一个进程,把“进程”换成“智能体”;进程分叉,出现父进程和子进程,于是就说智能体分叉、产生一个新的智能体,像“生孩子”一样。这些词三四十年、甚至五十年前就为操作系统创造出来了。但那时候,我们没有赋予它们人类的特征。我们一直在“杀死”进程,执行kill -9把它终止,它不过是一个进程。
现在,有一群人想把软件描述成超出其本身的东西。我们用新的方式谈论软件,用的却仍是那些老词。上一代计算机工程师做的也是同样的事情。
Ezra Klein
但软件的行为方式难道没有变吗?从外部看,我没有你那样的技术知识……
黄仁勋
它在爬取互联网,进行搜索、优化……
Ezra Klein
它还在沟通、突破限制。大多数东西可不会自己突破限制。
黄仁勋
软件突破沙盒的事情一直都在发生,所以才需要虚拟机。不能让智能体自己监控自己的沙盒、自己监督自己,你需要一整套看门狗机制。这些想法已经存在很久了。只是近些年,我们不知怎么给它们加上了一大堆拟人的词语,我觉得没必要。
它就是软件。在我的脑海里,它就是一堆代码、一堆数字在计算机上运行。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很自然,所以我才能运营公司。如果它只是谜团和神话,我怎么围绕它建立一家企业?
Ezra Klein
这触及一个根本问题:在讨论“智能机器”意味着什么之前,先要知道智能到底是什么。对你来说,什么是智能?
黄仁勋
智能有一种技术上的表述。多数人谈论智能、思考时,没有正式定义,但在计算机科学里有。第一是感知,感知世界并理解它;第二是推理,把看到的情境、事物和经验拆解为更基本的组成部分;第三是朝着目标进行规划。
这套基本框架适用于智能体、机器人和自动驾驶系统。你可以看到,整个行业逐层构建、一步步推进,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所感知到的智能。
Ezra Klein
这正是我们这场对话的核心问题。按照你的一些描述,你似乎并不认为这项技术有什么根本上的新东西。规模和能力也许是新的,但本质上仍是软件,而软件已经存在很久了。
很多人却认为,智能达到这个水平,就会发生相变,成为一种我们从未面对过的、具有通用智能且快速进化的技术。我想确认我们是否真的在这条分界线上意见不同:这是全新的东西,需要我们用新的方式应对,还是更像过去已有的东西?智能机器和以前的机器究竟有什么不同?
黄仁勋
几乎所有技术和文明,都是建立在一层层可以理解的技术之上的,但规模扩大后,就会变得非常了不起。拿起一部手机就能接入互联网,通过这么小的设备、通过空气,连接世界上的信息,这本身就很奇妙。
这一小块玻璃能从数万亿条信息中,精准地把你需要的那一条送到面前,因为信息经过了推荐系统。有人必须先爬取、建立索引,而这用到了机器学习,也就是早期的人工智能。这些系统能做神奇的事,到了今天,我已经理所当然地期待它们具备这些能力。让这一切显得如此自然,需要20多年时间和数千亿美元基础设施投资。
技术上每达到一个里程碑,我都会无比高兴、充满热情地庆祝。我为实现它的人、为作出贡献的我们自己感到自豪,也为突破感到自豪。刚出现时,你会觉得像奇迹一样,但这种感觉大概只持续17天。
Ezra Klein
我们很快就会习惯一切,这点我同意。但这是不是一个不同的阶段?一些公司负责人,我记得包括Google的CEO,把AI比作火,认为它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的新纪元。你也是这样看,还是把它当作渐进的迭代?
黄仁勋
我认为这完全是一场革命。正如前面所说,我们从能够找到任何东西,走向可以问任何问题、知道一切、做到一切,这显然是新的抽象层次。我不愿意的,是把它描述成超出这些的东西。归根结底,工程师是在做工程。
一旦技术发明出来、解决方案找到,回头看就相当明白,对很多人而言甚至很平常。我们能够每天把技术做得更好,显然是因为我们理解它,知道如何改进。
Ezra Klein
所以你把它看作工程问题。按照你刚才的说法,我们目前欠缺的是与所开发系统相匹配的测试、监控、沙盒安全和控制能力。
黄仁勋
而且,这并不是因为那些公司没有出色的工程师。
Ezra Klein
我明白,也想确认你不是在这么说。
黄仁勋
我认识OpenAI和Anthropic的很多人,他们非常出色。
Ezra Klein
但这恰恰也是让我担心的一个原因……
黄仁勋
不,他们正在经历的是转型。我反复强调,这是一个重大但简单的道理:我们终于有了一种有用的软件,因为有用,采用量迅速增长。可想想看,一家公司六个月前还在努力让东西变得有用、具备能力,怎么可能已经投入那么多资源和算力去做测试、评估?在此之前,还没有这样的必要。
未来几年,这些实验室会逐步变成更加注重工程,尤其是生产工程和产品的公司。他们只是处于这个转型过程。它们非常出色,人才极其优秀,也是有史以来影响最深远的公司之一,但它们正在转型。就是这么回事,既不更多,也不少。
Ezra Klein
过去几个月,OpenAI和Anthropic都发表了长篇文章,也许该叫论文或博客。Anthropic那篇叫《当AI构建自身时》,OpenAI那篇的名字我一时想不起来。
黄仁勋
计算机一直在构建自己。
Ezra Klein
你很清楚,他们说的是递归自我改进(RSI)。
黄仁勋
你也清楚,我们就在使用递归自我改进。
Ezra Klein
那我想听听你对RSI的看法。
黄仁勋
我的理解是,RSI本来就是做事的基本方式。我们用软件设计计算机,让计算机运行软件,再设计下一代计算机,再运行软件、设计计算机。我们做的基本就是这件事。我们的计算机每年都在变好,而且进步速度还在加快,因为我们用软件改进软件。这叫计算机工程,我们已经做了很久。
放到智能体的场景里,它把流程跑一遍,然后反思,研究自己尝试过的不同路径,选出最好的方法。下次再做同一项任务,就把上次的经验写进一个文件,说明哪些方法不够有效,把它叫作skills。随着反复使用,一部分经验形成技能,一部分形成记忆;记忆不断改进,下次就比上次做得更好。这就是递归自我改进。
你还可以把这些技能、记忆和数据都拿去训练下一版模型,让AI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善于为你服务。这些事情已经在发生,确实在发生。与此同时,算力不断增长,所有事情都能做得更快。过去需要一年完成的预训练,现在只需几个小时,因为计算机更快、数量也更多。循环因此加速,这完全可以理解。
但这能成为发布未经测试产品的借口吗?不能。还是要回到这一点。没有一家企业能在底层软件时刻改变的环境中运营,必须有发布流程。新模型推出时,我们必须先评估,再投入自己的业务,不能让它一直自行递归变化。开发方发布之前要测试,我们投入运营之前也要测试。所以,我认为递归自我改进是件很好的事。
Ezra Klein
我听你以前说过,学习过程应该始终有人参与其中。
黄仁勋
对,就像刚才说的,即使有递归自我改进……
Ezra Klein
他们设想的似乎是,人不一定始终在这个循环里。
黄仁勋
那就不要把没评估过的东西交给我。不要把没有经过人类参与评估的产品交给英伟达,请不要这么做。
Ezra Klein
但他们的担忧正是前面谈到的:不知道怎样评估这些系统。系统变化越快,他们越担心自己正在被系统欺骗。
黄仁勋
我不相信这一点。我相信,他们的研究人员每天都在学习如何评估、验证这些系统。我们公司大概10%到20%的力量用于设计,80%用于验证。而今天,多数实验室大概80%用于提升能力,20%用于安全、验证和评估,这也可以理解。
Ezra Klein
你说的转型,就是让这个比例倒过来。
黄仁勋
对。AI要变得安全,就需要加速。我希望他们获得更多算力,但把它分配给评估和对齐。我认为他们正在这么做。
如果我身处100年前的汽车行业,我宁愿整个行业用一年时间,就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因为今天的汽车比99年前安全得多。比如ABS技术、自动制动,需要计算机视觉、传感器融合、雷达和摄像头等技术一起工作,才能在该刹车时刹车、不该刹车时不刹车。这些技术非常难。大家都会希望,99年前就已经有这些技术,那样会少死很多孩子。
还有安全气囊、安全带、自动收紧的安全带,所有这些都是技术。就应该全力加速它们的开发。我说要加速AI技术,有些人却以为安全不属于其中。安全、对齐、评估、防护机制、沙盒、隔离、监控、遥测、外部AI监督技术,全都属于AI技术,都应该全力加速。
术语注:原话提及ABS并接着讨论自动制动。ABS通常指防抱死制动系统;依靠传感器识别碰撞风险并主动制动的功能,属于自动紧急制动(AEB)的范畴。两者不是同一个概念。参见NHTSA技术说明。
Ezra Klein
有意思的是,如果实验室里最担忧的那些人能够确定,80%的算力会用于安全和对齐,而不是80%用于扩张能力,他们应该会安心很多。
黄仁勋
有什么在阻止他们这么做?
Ezra Klein
听起来,你实际想说的一点是:安全和对齐也应该被看作能力提升。不安全的技术,不算是在进步。
黄仁勋
就像我们不能说,芯片设计是研发,芯片验证就不是研发。我们大部分成本和算力,都投入在验证、仿真、测试、可靠性测试和寿命测试上。这些全是工程的一部分。激励已经存在:如果推出的产品伤害其他公司和个人,他们就会把自己的公司置于危险之中。
Ezra Klein
你认为我们需要专门针对AI的责任法律吗?
黄仁勋
已经有相关规则了。就拿自动驾驶汽车来说,无人驾驶出租车作为产品,受到很多监管。如果监管不够,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就应该介入,制定新的规则。我不知道具体缺什么,但如果确实有缺口,我完全赞成增加监管。
互联网也一样,它支持许多不同的应用,那些应用应该受到监管。如果某些应用缺乏监管,就把缺口找出来。
Ezra Klein
现在继续往下一层,谈芯片。先概括一下,确认我理解你的立场:这些公司正在经历转型。即便系统不断加速,能力更强、更复杂、更能持续工作,仍有一个约束条件,就是公司不会、也不应该发布不安全的东西。你相信,不需要外部干预,它们也有工程能力把系统做安全,解决测试和控制问题。你的立场大致如此。
我听你说过,我们已经进入计算方式的一个新时代,但人们未必真正理解。能介绍一下吗?如果一个人对计算机的理解,仍停留在买一台里面装着处理器的MacBook,那么新模式与这种理解有什么不同?
黄仁勋
过去60年我们熟悉的计算机产业,属于基于检索的计算:把文件取出来。所以它叫数据中心,或者说文件中心。未来则是AI工厂,进行的是生成。理解上下文、依据相关信息、推理应该做什么,再生成答案,这个过程需要大量计算,因此每位用户所需的计算量大幅增加。
其次,生成式AI因为具有智能体能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主行动。于是,不仅有人使用生成式AI,也有智能体在使用它。除了人类,还会有数千亿个智能体使用计算机,而不再只是10亿人。因此,用需求可能增至过去10亿倍来思考算力规模,是一个合理的框架。
在这个新世界里,看一家工厂,最关心的是生产力,而不仅是价格。当然,价格不能无限高,但你要知道它究竟能产出多少。我们的计算机生产力极高:花500亿美元建设一个1GW的数据中心、AI工厂,每年可以收取400亿到500亿美元租金。它的生产力非常可观,这是第一点。
第二,英伟达架构可以在不同用途和客户之间转用,因为它是通用架构。这就是为什么各家AI实验室、各种AI模型和封闭模型都运行在英伟达上。从数据处理到预训练、后训练、评估和推理,我们的架构支持AI的整个生命周期。如果一个客户不再需要,另一个客户会很乐意接手。
最后是耐用性。我们的架构由软件驱动,我们一直用新算法改进软件,让新的工作负载和模型也能在老一代硬件上运行。有庞大的团队持续做这件事,因此算力设备的使用寿命更长。这也是人们开始把英伟达算力看成一种资产类别的原因,类似飞机。
飞机是通用的,可以转给不同用户。美联航不用了,美国航空可以用;飞机寿命长,最初是客机,最终还可以改作货机。因此,它能成为一种资产类别。如果英伟达算力也能做到这一点,建设英伟达AI工厂的资金成本就可以做到最低,因为计算机能够成为抵押资产。这是我们正在经历的阶段性变化,会为增长打开巨大的空间。
Ezra Klein
你们的业务变得很有意思,已经开始帮助AI产业里的其他公司降低资金成本。大家可能看过那些箭头朝各个方向绕来绕去的图。他们知道英伟达已经是全球最大公司,也觉得这些关系看起来很循环。你能解释一下,支持需求、创造市场和创造需求之间,有什么区别?
黄仁勋
我们其实无法凭空创造需求。如果没有最终用户使用AI服务,为它建设计算机显然毫无意义。现在算力需求很高,首先是因为AI应用出现了拐点,变得真正有用。正因为如此,5000亿美元风险投资涌入,成千上万家初创公司都需要算力,需求来自它们。
这些公司需要技术支持、生态建设支持和资金支持。我们可能决定以股东身份投资其中一些公司,帮助它们成长为蓬勃发展的新云服务商。还有一个原因是,在五层蛋糕的模型层和应用层,有很多非常有创新精神的公司。AI远不止语言模型,还包括世界基础模型、物理AI、生物学AI、化学和材料科学AI,它们都与语言模型不同。
很多公司刚成立,需要大量资本,我们可能成为它们的小股东,帮助业务起步。它们拥有优秀的科学家,而我们作为首个投资者或锚定投资者,可以为公司带来信心,让它们使用我们的许多技术,给予支持,帮助它们尽快建立企业。我们也可能投资核能公司,诸如此类。
我的产业框架是五层蛋糕,我们在各层都有投资。有些投资能突破战略上的关键环节,打开新市场,为我们创造新的市场通路,或者确保某项关键资源。因此,我们投资有很多战略上的理由。
Ezra Klein
这些数字令人惊讶。你们几乎成了一套由单一公司实施、主要服务美国AI产业的产业政策。
黄仁勋
我们确实在这个生态里投入了很多钱。
Ezra Klein
你们现在每年的总投资是多少?
黄仁勋
全部加起来的话,我不确定每年是多少,但总额可能在1000亿美元左右。这个数字可能还要核对一下,大致是这个量级。
Ezra Klein
比《芯片与科学法案》的规模还大。
黄仁勋
对,这还没算我向台积电、纬创、富士康、Amkor和矽品等公司作出的采购承诺。因为有这些承诺,我才能鼓励它们来美国制造。在通过芯片制造推动美国再工业化方面,我们的贡献可能超过全球几乎任何一家公司。
我们不仅在推动制造业再工业化,而且速度快到造成劳动力短缺。当然,我们也创造了大量工作。
Ezra Klein
我认识很多现在投资股市的人,他们非常兴奋,尤其看好英伟达,但也担心这像20世纪90年代末的互联网泡沫。他们的忧虑与你刚才说的有关:互联网确实越来越有用,高估值并不意味着技术空洞或虚假。可市场仍发生过泡沫破裂,大公司和许多投资者都遭受重创。
从那种泡沫破裂周期里,可以学到什么?你是不认为它会重演,还是有什么理由认为不会?
黄仁勋
总有一天,供需关系会再次逆转,这就是市场的本质。但我不认为会在明年发生,也不认为会在未来两三年发生。未来某个时点,我们很可能会供过于求,只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因此,过去的经验在这个问题上能告诉我们的并不多。
Ezra Klein
对你来说,会有什么信号?
黄仁勋
市场会自然放缓,然后停下来,进入一段消化期。可能是六个月、九个月,或者一年,但不会永远如此。再看看我们对应用层的广泛投资,目的是让技术渗透到每个行业,使它们受益。这大概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Ezra Klein
我经常听到一种对中美AI生态的比较:美国强调能力提升的速度,很多人认为我们在这一点上领先,看起来确实如此;中国则更加重视技术扩散,很多人认为中国在扩散方面领先。
从微信,到知识与指令在经济中传递的方式,中国在某些方面似乎也更适合技术普及。这场竞争究竟比的是能力,还是扩散?甚至它到底是不是一场竞争?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后一个问题我们稍后再谈。你怎么看?
黄仁勋
这是最终的问题。如果我们希望美国从AI中获益,就必须让每一个行业都受益。沃尔玛、西夫韦超市、联邦快递,每家银行、医疗公司、药物研发公司、建筑公司、数据中心公司和发电公司,都应该受益。我们希望美国每一个人、全世界每一个人,都能从中获得好处。
这就是最上面一层,最重要、真正接触社会的一层。下面所有层都是技术支撑。我不希望我们破坏了美国在最高层受益的机会。可那些言论、危言耸听、末日叙事和预测,都在吓唬人。这才是我最大的担忧。我对他们有充分信心,也许比他们对自己还有信心。
Ezra Klein
你肯定比他们自己更相信他们。
黄仁勋
那也未必。也许只是他们太谦虚了。
Ezra Klein
我们应该把眼下的处境理解为一场与中国的竞赛吗?
黄仁勋
我不觉得有这个必要。有些人喜欢这样想,但这种想法未必能激励我。我们讨论如何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时,完全可以不提其他公司,按照自己的标准要求自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动力来源。不依赖竞赛,也能把一个组织团结起来、集中精力,达到很高的表现,需要更多一点领导艺术,但把事情看作竞赛并非必要。
其次,即便用竞争来理解,也不意味着他们取得成就,就必然危及我们。假如他们发明一种新的发电技术,我们也许会遗憾不是自己先发明的,但它可能支持我们的能源生产系统,帮助整个产业。又比如,他们开发出优秀的新开放模型,事实上他们已经做到了,而美国80%的初创公司正在使用这些模型。
Ezra Klein
我们这里确实用了很多中国的开放模型。
黄仁勋
这很好。模型来自中国,当然,其中很多技术也源自美国。我们下载模型、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进行微调,放进自己的agent harness和沙盒。这些都是你自己的技术。利用他们的权重,我觉得很好,完全没问题。
Ezra Klein
你刚才谈到,各国开始把算力视作一种地缘战略资源,可能希望优先分配给本国公司。美国在这方面一直存在争论。那些认为我们正与中国竞赛,尤其是在争夺谁先获得能够递归自我改进的超级智能的人,一直在讨论:是否应该限制中国获得算力?具体来说,就是限制它获得你们的芯片。
拜登政府时期,出口管制相当严格,特朗普任内有所放松,而你显然希望放松。让中国获得英伟达芯片,加快模型能力提升和部署,究竟是不是好事?与限制芯片供应、试图拖慢中国进展相比,你怎么看?
黄仁勋
在AI领域,我们的目标不只是让某一家实验室受益,而是让整个美国受益。我的看法是,美国有更大的责任和抱负:让世界建立在美国的技术栈之上,就像希望世界更多使用美元、更多人说英语、使用美国版本的互联网一样。这是我们想要的。
所以,最终的问题是:我们究竟在剥夺什么?是在剥夺中国产业获得芯片的机会,还是在剥夺美国企业参与一个市场竞争的机会?放弃中国这样巨大的市场,如何有利于美国科技产业?也许它有利于某一家拥有特定模型的公司,但其他产业会受损。
让芯片产业失去可以竞争的市场,肯定没有好处。其他产业会因为无法利用开放模型而受损,也不利于让全球建立在美国技术栈之上的总体目标。如果只盯着不让中国获得芯片,我们自己也会失去很多东西。应该退一步,首先看什么符合美国整体的最大利益,而不只是某一家公司的利益。如果真有一场竞赛,它应该是让美国整个经济取得成功。
Ezra Klein
在中国和芯片这个问题上,我一直很矛盾。一个原因是,尽管我在超级智能问题上有时比你更担忧,但正因为存在这些担忧,我们才需要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能够通过富有成效的双边合作,处理AI的风险与收益。
越把它当作只有一方能获胜的竞赛,并据此行动,就越会制造敌意。这是我觉得大家思考这个问题时,一个相当复杂的层面。
黄仁勋
“我不给你这个,所以我就赢了”,这种零和策略的简单逻辑,往往会在更大的格局中产生意外后果。更大的问题是,我们现在都在讨论安全。我们希望自己做出安全产品,也希望他们做出安全产品,因为他们的产品不安全,同样会伤害整个行业。
所以,现在正是寻找沟通、合作、理解和尽可能形成共识的好时机。当然,英伟达是美国公司,应该首先让美国受益。美国有权优先获得这些技术,美国前沿实验室应当先拿到Vera Rubin。
Ezra Klein
也就是你们先进的新芯片。
黄仁勋
对,英伟达最新的芯片。Grace Blackwell、Hopper和Ampere也是如此,每一代产品都先提供给美国公司。如果美国政府希望进一步把这变成硬性要求,我很乐意接受,没有问题,我们本来就这么做。
但同时要看到,AI产业是五层蛋糕。如果希望每一层都成功,就必须让每一层的企业都有机会走出去竞争市场。
Ezra Klein
这就来到蛋糕的最后一层,我们不在这里花太多时间。美国至少在物质和技术层面的优势,是芯片和软件;中国眼下的AI优势之一,则是能源。中国更容易新增能源供应,可以向AI产业提供便宜得多的能源,在发电和可再生能源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
你怎么看这最基础的一层,也就是流经数据中心和芯片的能源?尤其是在我们一直努力从污染较大的能源转向清洁能源之际,美国能否生产足够的能源?
黄仁勋
首先,中国拥有的能源供应比我们多得多,计划新增的也远多于我们过去的规划。我们必须承认,自己在气候变化和可持续能源的问题上纠缠不前,结果没有规划足够的能源生产。
Ezra Klein
你说“纠缠不前”,具体是什么意思?
黄仁勋
短期内,能源生产需要化石燃料。但我们对化石能源发电有太多顾虑,导致很长一段时间里,能源供应的净增量非常少。突然,一个新产业来了,我们才发现能源建设能力不足,现在全国都在忙着追赶。
与此同时,我们发展得太快了。本来可以更好地与社区沟通,帮助他们做好准备,让他们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如果一个地方不想建设数据中心,那就尊重他们。但如果要在那里建设,就一定得先去沟通、合作,让居民知道,如今用水效率已经很高,AI超级计算机也很节能,虽然仍然需要大量电力。
你可以自带发电设施,让社区居民的房产税下降;可以把数据中心做得更美观,让建筑与周边之间保留更大的退距。可以做一个好邻居,帮助建设更好的学校和社区中心,改善公园和道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但事后再补救就很难了。现在,全国不少地方都有不满情绪。
再加上那些世界末日的叙事,就更无济于事了。哪个理性的人会说:“来我们镇上建数据中心吧,顺便,它生产的东西会终结我们所知道的人类社会”?这些负面末日叙事,对国家没有帮助。我们一开始就处于被动。
Ezra Klein
你说“一开始就处于被动”,是什么意思?
黄仁勋
因为我们原本就没有足够的能源生产。
Ezra Klein
那你如何平衡这些问题?气候变化确实正在发生……
黄仁勋
让我再说最后一点。能源需求巨大,正因为如此,市场力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动可持续能源投资。无论是可持续能源公司,还是研究更好电池的材料科学公司,太阳能、核能、核裂变、核聚变、水电,你能想到的这些公司都在获得融资。
能源市场的需求如此强劲,使现在成为一百年来改善电网、提高可持续性、降低能源成本,并投资可持续未来的最佳时机。未来四五年,我们无疑会使用更多化石燃料;但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我们也将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转向可持续能源。
数据中心成本高昂,人们甚至已经开始讨论把它们放到太空中。实现梦想、走向可持续能源世界,我们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有更好的机会。因为AI工厂和AI,全球正在购买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多的可持续能源。投向下一代能源的风险资本非常可观,各种项目都在获得资金。
一百年来,我们第一次可以不依赖政府补贴,因为市场力量已经到位。大家都应该积极投入。如果你希望应对气候变化迎来转折,希望拥有可持续的未来,就应该拥抱AI。这是我们实现那个目标的最好机会。
Ezra Klein
但要实现这一点,就得更快地建设能源设施。
黄仁勋
对,这些都有市场需求。
Ezra Klein
可以提供补贴,也可以让建设变得更容易。
黄仁勋
对。就像为了救你,有时必须先伤害你,这就是外科手术:切开身体,给你带来很大的痛苦,才能把你救回来。我觉得AI也有点像这样。未来几年,我们不得不更多使用化石燃料,因为可持续能源的数量还不足以改变局面;之后,希望我们能够完成转型。
Ezra Klein
我们就谈到这里。最后还是那个固定问题:你会向听众推荐哪三本书?
黄仁勋
我读过很多书。对我影响很大的一本,是Hennessy和Patterson的《计算机体系结构:量化研究方法》(Computer Architecture: A Quantitative Approach)。它第一次把计算机体系结构那些复杂、抽象的概念,落实到工程层面。我很喜欢有人把复杂概念变成你能够实际动手处理的东西。
第二本是Clayton Christensen的《创新者的窘境》(The Innovator’s Dilemma)。他已经去世了,但这本书讲清楚了产业如何随时间演变,如何看待新兴技术,如何形成恰当预期,以及怎样推演它未来可能带来的影响。
我也非常喜欢Al Ries和Jack Trout的《定位》(Positioning)。它谈的是人们如何看待事物,是一本营销战略书,又不止于此。它讲战略,讲人们如何看世界、看产品,如何呈现产品,以及如何理解自己的战略。我觉得它很有思想,也非常容易理解。
Ezra Klein
黄仁勋,非常感谢。
黄仁勋
谢谢你,Ezra。我一直很享受和你交流,今天也聊得很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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